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两国建交的背景，反思双方共同走过的历程，探索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增进中巴人民友谊的最佳路径。本文将阐释习近平主席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促成1974年两国建交的战略利益交汇的原因，并探讨当前两国关系在建设更加和平、繁荣与友好的世界方面所承载的关键意义。
中巴战略利益交汇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令人不满的地缘政治现实。争取更加包容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国、巴西和所有希望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共同追求，这种战略利益交汇为1974年8月15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任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Antonio Francisco Azeredo da Silveira）密切关注这一国际形势变化，成为推动巴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阿泽雷多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将在全球重大议题上展现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而巴西同样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与中国进行更直接、更持久交流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他曾在1975年的讲话中表示：“在一个可能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世界中，中国的独立立场为更复杂的外交博弈提供了机会。这种立场对像我们这样不服从于任何大国霸权企图的国家尤为有利。”
巴西与中国之间战略利益的交汇以及进行直接对话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关键性。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建交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还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1974年8月1日，即与中国建交前两周，阿泽雷多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与中国建立正式直接联系的官方渠道是促进相互理解和深化双边合作的重要基础。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得到国际社会一百多个国家的承认。实际上，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不止这些。中国在联合国中有代表席位，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因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其影响力只会愈加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今已成为国际力量平衡中的关键因素。”此外，他认为，中国重视将贸易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
鉴于当时巴西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让巴西各界相信与中国建交能带来众多福祉极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巴西商业界发挥的作用值得高度赞赏。例如，1971年，企业家奥拉西奥·科英布拉（Horácio Coimbra）以非官方身份参加了广交会，这一举动促成了后续双边谈判的进展。那些致力于开辟新市场的巴西企业家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凸显了巴西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必要性。
对中国而言，实现中巴之间战略利益的交汇同样重要。这不只关乎外交关系，也关乎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间深度的文明交流互鉴。除了满足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外，与巴西建立长期对话渠道也是中国在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中巴建立外交关系期间，中方代表、时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的陈洁访问巴西时发表的讲话，充分彰显了中国的立场。1974年8月8日，陈洁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巴建交的必要性及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他指出，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着捍卫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同时也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事务中，两国有许多共同点，这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74年8月15日，在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当天，陈洁在讲话中强调，同为发展中国家，双方有许多理由紧密团结在一起，而无理由彼此疏远，两国建交将拓展双方合作与交流的前景。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巴西都深信，这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合作和共同努力，对于打破两极世界格局具有战略意义。如此，双方都能够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更加自信地推进各自的发展计划，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4年8月15日发表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载明了两国关系赖以发展的基石：“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和巴西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原则基础上，并在战略利益交汇的背景下稳步发展。50 年后的今天，中巴关系达到的水平可能已经超出了那些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而辛勤努力的前辈们的想象。
50年的5个发展阶段
借鉴2014年新华网对中国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先生的采访《陈笃庆：“我是中巴40年外交关系的见证者”》一文中的阶段划分法，我认为，建交50年来，中巴关系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1974年至1985年，是两国互相了解的阶段。1984年，邓小平会见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菲格雷多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和巴西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实现全新的、更高水平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像巴西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应如何加强现有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是理论性的，也不是空谈，而是实际的、具体的、建设性的。”
第二个阶段即1985年至1993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充实期。这一时期，两国贸易额有所增长，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更加频繁。1988年，时任巴西总统萨尔内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1993年，中巴双边关系迈向了新的高度，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第三个阶段是1993年到2003年，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巴两国高层互访显著增加，贸易往来大幅增长，各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也明显增多。1995年，时任巴西总统卡多佐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我此行的目的很明确：我是来了解一个拥有璀璨历史的文明古国，并重申巴西把与中国发展关系作为外交领域的优先事项。中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占据着领先地位。这一领先地位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来所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它激发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中国留给人类的成就拓展了知识的疆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非常准确地诠释了两国双边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在面临共同挑战和重大问题上有广泛相似之处的国际参与中所产生的亲近感。”“巴西和中国将充分践行其作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的使命。这不是目的本身，更不是强权政治，而是促进两国人民发展和福祉的工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的成果，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1星于1999年成功发射。这不仅标志着两国在科学合作领域迈出了重要步伐，也对增进双方互信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个阶段是中巴关系快速发展阶段。在我看来，适宜将这个阶段界定在2003年至2012年之间。在这一阶段，两国建立了多个促进战略对话的重要体制和机制，如2004年成立的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文化领域还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为后来中国与巴西持续且富有成果的文明对话提供了灵感，即2003年中国秦兵马俑和故宫文物展在巴西圣保罗举行，2004年巴西“亚马孙——原生传统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众多巴西观众参观了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兵俑和马俑，以及北京紫禁城内的精品文物，形成了一种公众现象。时任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的新外交政策已将中国确定为巴西的主要合作伙伴。”“没有比文化交流更能巩固双边关系的了。正是通过文化交流，两国关系才超越了国家层面，真正成为人民之间的关系。”2012 年，中巴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第四阶段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中巴关系的历史新篇章。
我认为，中巴关系目前正处于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了传统双边关系的范畴，反映了两国日益提升的战略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巴合作将变得更加全面。同时，中国和巴西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国际机制中的对话也日益深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主席是这一阶段中巴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他对巴西这个国家、对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和远见以及他的外交思想，进一步推动中巴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迈进。
推动中巴关系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巴关系在第五个阶段的发展。这一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是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全球性方案，都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实践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注重推动各国人民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表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良好国际环境的旗帜。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克服社会和环境重大挑战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更加幸福、互助、友好的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主席对巴西有着深刻的了解，多年来一直亲自参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多次访问巴西。早在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首次踏上巴西的土地，飞赴福塔莱萨，签署了福建省与塞阿拉州建立友好省州的备忘录。2009年，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访巴西利亚和马瑙斯，并会见了巴西的主要领导人，深化了两国在能源和矿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主席还曾于2014年和2019年两度访问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和第十一次会晤。
2014年是中巴建交40周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了题为《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习近平主席指出：“1974年8月15日，中国和巴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新纪元。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们高兴地看到，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巴关系更加稳固、更加成熟。”习近平主席还引用了巴西著名建筑师奥斯卡·尼迈尔（Oscar Niemeyer）的话，表达了他对实现世界和平与正义的祝愿。“巴西国会大厦的设计者尼迈尔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生活将更加简单。’”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世界各国都要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起来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习近平主席引用的孔子名言出自《论语·为政》，其原文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用“五十而知天命”来形容中巴建交50周年，我们可以发现，这50年的交往不仅展示了中巴两国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的桥梁作用，更彰显了中巴关系在推动世界和平、加深各国人民友谊和促进全球团结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2019年习近平主席第四次访问巴西期间，中巴双方不仅在多个领域达成了重要协议，还消除了人们的许多担忧。例如，2018年巴西大选结果公布后，一些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当时，我发表了题为《博尔索纳罗就任后中巴关系前景展望》的文章并写道：“这些关系的稳固性并非建立在贸易平衡、商品买卖或大量经济投资等一时的数据上。”“这种关系的优势在于两国交往的原则，是从一开始就精心构建的。”“习近平主席经常提到不同文明之间需要进行友好和真诚的对话，尊重并赞美差异。他还倡导中国遵循以对话、合作和互利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模式。”幸运的是，这正是当前两国交往的主流模式。
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在多边论坛等场合会见巴西的重要领导人。2023年4月，卢拉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2023年4月1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广度、战略共同点和全球重要性。声明中提到：“双方认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双方需继续努力，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外，“双方一致认为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不同文明应包容互存、交流共鉴”。
自1974年建交以来，中国与巴西的关系稳步发展。得益于两国关系的日益成熟，双方能够有效化解各种不利因素，达成战略利益共识，实现互利共赢。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明和发展模式，更需要探索新的道路，和平解决国家间的潜在冲突，增强人类对未来的信心。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富有成果的和谐关系将激励许多国家借鉴学习。20世纪70年代，两极国际格局如同枷锁，限制了巴西、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如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当务之急。中国和巴西在推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国关系的发展越好，在这一方向上的成就也就越显著。
迈向下一个50年
巴西和中国从不是战略竞争对手。共同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而不同之处更是吸引着彼此。中国拥有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历程，对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各民族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巴西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将巴西视为“由古老民族组成的新民族”，这一描述反映了巴西基因中不断寻求理解并与“不同民族”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精神，是“巴西特性”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过去50年来，中巴双方积累的成果和经验为深化文明对话和加强两国人民友谊创造了条件。在巴西，拥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的政治家、商界人士以及广大社会成员，都日益认识到这一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中巴双方在经济、教育、文化及科学领域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加强文化合作、促进文明对话、增进人民友谊，已成为双方的迫切任务。中巴两国应该搭建更多平台，促进中小型企业和生产商之间的互动与贸易。同时，中巴两国还应拓展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研究中心等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推动中国文化在巴西的传播，增进中国人民对巴西文化的了解。两国还应增强语言教学，扩大古典和现代作品的翻译，包括学术和文学作品。总之，中国和巴西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各项机制，让社会人士和民间力量特别是年轻人参与进来，助力双边关系稳步前行。
在庆祝中国与巴西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同卢拉总统互致贺电，表达了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巴方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持续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卢拉总统表示，当前，两国在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
展望未来，我希望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天比一天鲜活，越来越互利共赢、越来越辉煌。请允许我分享一个故事。1995 年，我和几个朋友在里约热内卢拜访了奥斯卡·尼迈尔。我们就像在一位慈祥的祖父面前一样，聊起了他的诗集、新一代通信技术、社会斗争、青春和友谊等话题。聊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走到窗边，凝望了一会儿美丽的科帕卡巴纳海。突然，尼迈尔走到我身旁，轻声问道：“你认为 50 年后的巴西会是怎样的？”我被这个举动吓了一跳，并没有马上回答。那时的我对未来的认识还很肤浅，而这个问题拓宽了我的视野。我开始不再只为第二天思考和行动，而是思考有关数年乃至数代人的问题并付诸实践。对于读到这篇文章的年轻人，我想重复同样的问题：50年后的世界和中巴文明对话会是怎样的？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系教授、巴西研究中心主任；译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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