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根 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着力巩固和增强上海发展的长期战略优势」

　　上观新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制造业中心和重工业基地，到以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75年来，上海靠什么实现改革与发展、繁荣与超越？

　　张道根：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新中国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5年来，上海把牢经济中心城市的性质与功能演进规律，顺应形势发展、环境变化、制度转换，持续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城市功能完善，打开放牌、吃改革饭、走创新路，逐步跻身世界级国际大都市行列。

　　我们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持续改革发展、繁荣超越，我认为关键有三点：一是始终服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指示要求，实事求是创造性推进各方面工作；二是尊重超大城市发展规律，抓住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性质特点，不摇摆、不折腾，不失时机推动从传统工商业城市和工业基地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三是准确把握世界之变、中国之变、时代之变，立足国情实际，坚持探索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新路，着力巩固和增强长期战略优势。

　　上观新闻：有人认为，上海只要不丧失地理上的优势，就将永远繁荣。

　　张道根：上海处于中国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的T字形枢纽，地理位置独特而优越。这对近代以来上海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确重要。但决定上海持续发展繁荣的不只是自然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特殊的品格和素质，即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锻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特质。

　　近代之前，随着生产力发展、市场流通扩大、治水能力增强等，东南沿海地区逐渐繁盛。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由中原转向江南，长三角地区成为最为富庶发达的区域，为上海城市发展铺垫了坚实基础。

　　到了近代，上海最先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最早采用先进城市管理体制、现代企业经营制度，可以说是同国际通行制度规则、规制、标准、法律等接轨最广泛的中国城市。由此，上海成为连接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交流交融的枢纽以及集聚辐射国内外资本、商品、技术、人才、企业的中心。

　　上海还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思想碰撞、互动、交融的前沿阵地，不仅迅速成为现代学术理论与文化思想输入的中心，还成为中国新文化思想、现代市场伦理与契约精神发育、成长、扩散的高地。我认为，这些现代城市特质是驱动上海持续发展繁荣的本质性力量。

　　我们同样要看到，上海的持续发展繁荣，还取决于服务周边地区、服务国家的功能，靠的是集聚辐射国内外各种资源、技术、人才、企业的能力。唯有海纳百川、融入世界，才能真正体现价值、发挥特长。

　　上观新闻：在新一轮城市变革浪潮冲击下，上海还有哪些独特优势？

　　张道根：与最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相比，上海作为后发赶超的国际大都市还有不小差距，亦有一些难以撼动的独特优势。

　　首先，一个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是上海创新发展最有力的支撑。目前，中国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人口占世界约18%，有最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庞大的人力资本、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除了个别超级大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有上海这样的长期战略优势。

　　其次，作为综合竞争力突出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与科创中心建设相互支撑、互动交融，有许多全球城市少有的多功能中心综合优势。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演进，一般是从单项功能专业型经济中心做大做强开始，继而向多功能综合型经济中心转换升级，再向更高水平、更强功能的专业型经济中心螺旋式演进。伦敦曾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现在仅是全球金融中心、航运服务中心；纽约最早是全球贸易中心、港口航运中心，继而发展成世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多功能经济中心，现在主要是世界最强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仍处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历史进程中，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与科创中心相互促进、互动共进、融合发展，综合服务功能更大，综合竞争力更强，发展潜力更大，发展空间更广阔。

　　再次，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区域整体开放水平最高、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最发达以及科技、教育、高端产业、市场体系最为集中的地区。放眼全球，罕有全球城市周边有如此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区域紧密贴近、融合发展、互动共进。

　　「重点任务、推进路径应顺势而为、创新求变」

　　上观新闻：当前，“五个中心”建设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需要保持怎样的清醒认识？

　　张道根：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对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有重大影响。比如，经济全球化重构，影响全球性、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调整重组、兴衰更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布局重置，驱动国际经济、贸易、航运中心区位移动和格局变化；世界经济长周期减速放缓，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交织，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危险增加，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冲击影响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比如，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总量和人口总量越过高峰，大规模廉价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又如，中国制造业比重占世界的30%，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逐渐加快；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从66.4%下降至33%，出口拉动型动能减弱，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步伐必须加快。再如，城乡、区域之间发展关系出现重要改变，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和格局加速重构。

　　置身于经济结构、布局及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大环境下，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点任务、关键环节、推进路径应顺势而为、创新求变，特别要看到“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2023年，上海GDP位列全球城市第五，低于巴黎，高于伦敦；全球资源网络连通性超越北京、巴黎、东京，排名第八；金融市场交易规模3337万亿元，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四；口岸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为3.6%，保持世界城市首位，其中集装箱吞吐量超过4900万标箱，连续14年处于全球首位。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先期报告，显示日本东京—横滨城市群位居榜首，中国则拥有四席：深圳—香港—广州排名第二，北京排名第三，上海—苏州排名第五。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形成，科技研发综合实力进入第一梯队，但在转化和落地上仍然存在短板，集聚辐射全球高端要素能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总体上，按照人力资本、文化影响、营商环境、城市韧性等标准，上海处于全球城市版图的第二方阵。仅就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而言，上海拥有的跨国企业总部、功能性机构和国际组织数量还有待增加，服务能级和辐射范围亦不够强、不够广。

　　上观新闻：针对问题和不足，该如何主动应变？

　　张道根：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新形势下，我们要增强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信心和能力。基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应进一步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海必须超前一步，有更高标准。根本在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与高水平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市场规则、制度与体系；关键在于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着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注重解决行政干预过多、监管多头以及不规范不到位、政策变化过快与政策相互打架等问题。

　　二是把握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围绕集聚、筹措、配置各种资源和要素，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立足巩固、发展和提升实体经济能级，推动金融结构深化与服务开放创新，防范虚拟经济自我循环、泡沫化扩张。

　　三是把握好新动能、新经济与传统动能和经济的关系。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还要看到，上海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国际社会看中国的发展方向，更多首先看上海。我们要实实在在搞好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在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让大家对改革开放有更清晰、更明确的预期。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越要坚定国内国际对中国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预期，上海在这个方面必须发挥好排头兵作用。

　　「把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作为主攻方向」

　　上观新闻：新一轮科技革命汹涌澎湃。从您的观察来看，它展现了哪些新特质？

　　张道根：就新一轮科技革命而言，我认为其方向正在发生积极拓展，包括从注重科技创新改造利用自然、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拓展至聚焦科技创新促进人类健康长寿、体力智力提升，从注重开发地球各种资源转向更好保护人类共同家园、探索利用浩瀚无垠的宇宙，其突出特点是多点突破、互动创新、跨界变革、边际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点更多、突破方向更广、不确定性更大，诸多方面都可能有“毁灭性创造”。以往历次科技革命更多是在科技分工协作体系的底层关键和核心环节发生重大创新，引发和催生诸多方面的思想、方法、理论和技术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多在更深厚的知识积淀、更高级的科技平台、更广阔的互学互鉴环境中实现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同频共振，推动科技范式变革。

　　由此，世界科技创新进入“高原”地带。一方面，底层颠覆性重构创新进入“高原缺氧”时期。在科技分工日趋专业化、精细化的时代，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超越人类长期知识积淀和科技创新积累，从而掀起一场系统性、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另一方面，跨界混合创新的知识储备、技术积累、场景应用远超此前，各领域、各环节的科技创新更容易跨界突破，可能更多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景观。

　　在这一过程中，以精耕细作、分工更细、反复试错和大范围应用为依托，通过边际改进、持续拓展深化的方式和途径，更可能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突然抱个大金娃娃”，而要更有耐心、耐力、韧性，更加开放、包容、合作。

　　上观新闻：伴随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又有哪些新趋势？

　　张道根：在全球范围，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三大转型：一是全球产业加快智能化、数字化、全链条转型，颠覆性再造产业体系与生产再生产方式；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拓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集约节约发展“毁灭性再造”产业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三是三次产业融合加快，产业服务化高端化转型深入推进。

　　上观新闻：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有哪些新发力点？

　　张道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五个中心”建设的内涵、走向和布局。

　　要更加突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作为主攻方向，积极主动顺应科研范式变革，创新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加快集聚全球顶尖人才，高质量建好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特别是，应以经济中心建设为基础、以金融中心建设为支撑，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健全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营造与国际高水平制度规则接轨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要注重推动“五个中心”建设互动融合发展。新形势下，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乃至科创中心的内涵、外延相互融合、彼此渗透。其中，作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主线的“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除了前面强调的科技创新源头性，即能够产生原始创新成果，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创新成果能够像“源头之水”一样向相关产业、周边地区乃至整个社会扩散和渗透，进而带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五个中心”提质升级。

　　在此基础上，应加快“五个中心”创新转型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驱动产业创新转型，还促进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创新转型。如加快建设开放型、网络型、智能化的新型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包括现代金融基础设施，新型数据信息传输、交互网络体系与枢纽平台，科技创新的大科学设施、研发平台、大数据平台等；积极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创新转型，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现代航运供应链物流、现代航运专业服务等。

　　「把工作重心转向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上观新闻：锚定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又该如何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

　　张道根：一个是要下决心打破坛坛罐罐，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向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上海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中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移；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21世纪前20年在4%以上，未来10年可能降至3%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连续40年近两位数高增长；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GDP占全国比重总体在下降，但中心功能作用是不断拓展、增强的。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不简单追求GDP，更加注重经济质量、效益和结构优化。经济中心城市地位作用，不是只追求自我经济规模做大，而更要集聚辐射国内国际资源、要素，带动周边区域和全国发展。

　　另一个是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制约“五个中心”提质升级的突出问题，并认真加以解决。上海“五个中心”定位是国际中心，现阶段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际化水平不高。上海外资企业6万家，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1500家，但主要从事中国境内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业链布局仅限于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国际联通、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渠道少、管道窄，上交所海外上市公司至今仍为零。

　　下一步，“五个中心”建设要紧扣以开放促改革，抓住对外开放不够、国际化程度不高以及国际性经济、金融中心功能不强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完善与全球接轨的制度规则和营商环境，把上海早日建成链接国际、集聚辐射全球资源要素和企业的枢纽中心。

　　比如，依托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虹桥国际商务区等实施引领性对外开放，在国际贸易、投融资、商业商务、高端服务、国际人才流动、科技研发、文化、医疗与教育等领域深入探索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带动“五个中心”国际化水平提升与综合功能增强。

　　上观新闻：在政策层面上，还有哪些需要细化、优化的地方？

　　张道根：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的发动机。以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化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是引领带动产业集群、产业链拓展的关键支柱和骨干框架。在国际上，北美东海岸以纽约为中心，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为枢纽的大都市圈，是带动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科创中心；以东京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城市带，是日本经济增长、结构升级、配置全国乃至全球要素的“高地”。加快建设“五个中心”，需要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紧紧依托长三角大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一体化、集成式地强化“四大功能”。

　　比如，进一步提高长三角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带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降低城市人口落户门槛；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带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建立区域环保与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提升经济发展密度、产业群产业链区域集聚度。

　　又如，加快构筑以上海都市圈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次中心，以沿江、沿海、沿湾为主轴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实现长三角城市3小时通达；推进上海、宁波—舟山、南通、太仓港等沿海近江组合港建设，加快沿海沿江铁路大通道规划建设，统筹推进长三角江海联运、水水中转、水铁联运的集疏运体系建设，统筹规划建设连接国际国内的新型专业化多样化智慧物流网络。

　　面向未来，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还需加快推进数字化、绿色低碳化转型。它将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改造重构上海产业体系、布局结构、资源要素配置方式，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平台、新场景、新赛道，促进“五个中心”功能迭代升级、整体优化。

　　与之相伴，要进一步重视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在“精耕细作”中进一步彰显现代都市特色和时尚魅力，打造国际文化机构高度集聚、国际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吸引力更强的大都市。

　　同时，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更好地推动规划为发展服务，为提升“五个中心”建设能级、强化“四大功能”提供支撑。重点解决好城市生态环境，生产、生活与居住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升安全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让上海成为最宜居、最有活力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