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郭榕为在京台胞二代、北京市电信通公司退休职员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省代表团合影，母亲（后排右二）任副团长，前排中为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前排右五）。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他们与共和国同龄，籍贯都是台湾省，他们的父辈或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在解放战争时期带着救国图存的信念，以各种方式辗转来到祖国大陆，加入到为新中国成立的奋斗中。与新中国同龄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基因中就带着父辈的爱国情怀，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他们以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投入到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从本期起，本版开设“与共和国同行”栏目，刊载这群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们的故事。
转眼母亲已离开我们7年了，我的女儿也已长大成人，留给我一个人独处回忆的时间多了，每每翻看家庭相册，透过一张张黑白相片，母亲总是透着豁亮、温厚与慈祥的神情，触动我想去了解有关故去的她，更多的人生故事。作为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她，很多她的人生履历都是我人过中年以后才知道一些。
如果说父母对子女最好的教育，是行胜于言，我的母亲，一位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台湾女性，默默地用她对待家与国赤诚的爱、不问个人得失的付出和投入、始终愿与国家相向而行的坚定信念，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观、我与周遭世界相处的方式。时光阅人，年长后的我，更加敬佩母亲的一生。
留日女生的觉醒时刻：不做亡国奴
我的母亲杨美华，1924年出生在台湾高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外公是一名建筑师，早年去世，整个家庭由当助产师的外婆支撑。母亲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从小品学兼优。1941年春，她在台湾读完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女子牙科医学院。如果没有那场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母亲正常的人生轨迹，是毕业后回到台湾当一名牙医。但就她离毕业只有半年的时间，即1945年2月，母亲做出一个令同学、老师都十分惊讶且不解的决定，她决定放弃在日本的学业，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救国战争，那一年，她还不满21岁。
后来在整理她的文章中，她留下这样的文字，解释了彼时的她为何如此决绝：
“当时决定回国，很多同学不理解我，认为我太盲目和冒险，因为当时国内战场遍处，回国的路途艰难而危险，能否活着回到祖国尚是未知数，同学们建议我，何不选择在东京继续完成学业，待战争结束后再回国，这样仍然可以报效祖国。同时，我的家庭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十分需要我毕业后，回到台湾，帮助母亲分担家庭重担。父亲去世早，全家八口人一直靠母亲作为助产士的微薄收入维计，如果我能完成学业回到台湾，一定能找到一份有丰厚收入的牙医工作。但我想，我是中国人，长到20岁，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也没见过。在台湾读书时，一直受到‘二等国民’的遭遇，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支撑。国难时刻，身为中国人，需要我为国家独立，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做一番斗争。只有中国强大，台湾才有出路。”
在母亲的另一篇文章中，她还写道在日本留学时，一群热血进步青年通过自主阅读，带给她的民族意识觉醒：“那时我住在离原宿车站不远的一个教堂里，除非信徒做礼拜，平时没有什么人来。同学们都爱到我这里聚会。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台湾向何处去’以及人生的价值问题。除了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外，有的同学还秘密地找些书给我看，其中大部分是当时的禁书，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郭沫若的《北伐途次》、倍倍尔的《妇女论》以及小说《女兵》等等。其中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所著《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一书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这本书列举了大量统计数字，从历史上透彻地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台湾的事实，很有说服力。当时我还听过他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次演讲中，他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侵略‘满洲’。他说，这将使日本人的鲜血白白地流在异国的土地上。一伙右翼分子当场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你还算是个日本人？’由于右翼分子的捣乱，演讲会中途停止了。在现场的我，十分敬佩他。我想，作为一个日本人，在那种情势和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追求正义，说出一般人不敢说的话，我一个中国人，难道就不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一番斗争吗？”
这让我想起母亲向我讲过的不多的一件个人经历故事，我想这件事也许是后来点燃她毅然决然回国投入抗日战场的伏笔。母亲讲，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台湾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这是一所专为日本人办的公立女子中学，学校里的台湾学生很少。母亲在校期间，学习成绩非常突出，被同学们选举当年级长，但被学校当局否定了。理由是，母亲是台湾人，没有这个资格。母亲说，当时她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我们台湾人为什么比日本人低一等？”
做人要有骨气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名利面前，退步三分；大是大非、涉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要有态度、要像名战士，这是母亲最让我佩服的一点。
忠诚于党的好战士
母亲回国之路，比她预想的还要波折。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军已经占领了冲绳岛。而回中国首先必须通过朝鲜海峡。当时海里鱼雷密布，天上有美军飞机巡回轰炸日本船只，真是危险重重！母亲在一个深夜冒着生命危险乘船，辗转韩国釜山，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山东张店。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台湾人属于日本籍，所以母亲需要先申请到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公司工作，才能办妥回祖国大陆的繁琐手续。所以回国的第一站，母亲选择到华北轻金属公司设在沦陷区山东张店附近的南定铝厂，以聘员名义在这家日本人开办的公司医务室工作。
在厂里工作期间，母亲始终心念回到祖国的目的，所以她一边向工友们学习中文，一边打听如何能与八路军联系上。后来她听一位工友介绍，八路军的抗日队伍一直坚守在这个日军占领区周围，母亲急切地想与八路军取得联系。
1945年6月，回国后的第3个月，她通过工友与八路军派来的人见面，母亲在一份回忆录记载：“1945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同我见了面。这是一位30来岁的青年，着一身工人装，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思想敏锐，很有见地。他简要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工厂周围的情况，表示欢迎我参加抗日活动，并告诉我等到时机成熟时，安排我到解放区去。当时我的心情激动万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即将要投入到抗日的战斗了！从那以后，我一方面开始搜集了解厂里日本人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抓紧学习中国话，做中国服装，随时准备奔赴解放区。”
后来，到达解放区后，母亲被安排在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工作。现在我看到母亲的这段文字，眼前会浮现一个生动的画面，一个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投身祖国抗战一线的台湾女孩，第一次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彼时内心的涌动：“第一次穿上军装，让我想起在东京上医学院时，读过的一本小说《女兵》，很想找镜子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可惜没能找到镜子。我学习行举手礼，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练时，很威风，可真要给别人行礼时，却又很不好意思了。”
因为语言的优势，母亲在抗日前线后来一直从事战地日语翻译工作，在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她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更加强烈，1949年，久经考验的母亲，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生在“大我”与“小我”中终不能两全
谈到母亲的一生，很多人会用果敢勇毅的女战士形容她，在我心中，她确实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战士，但我到现在的年纪，我最佩服母亲的一点，是她对人对事淡然如水的心境。
母亲是抗战时期入伍入党的台湾省籍女干部，按理说，解放后，她完全有机会步入仕途，但因为她和父亲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性质，他们只能保持默默无闻，但母亲对此无怨无悔。因为她心中始终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所以在外界纷争波及到个人和家庭问题时，她始终心向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
因为母亲提前结束在日的学业回到大陆，她一度和台湾的家人失去联系长达40余年，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她与岛内的家人联系上，此时含辛养育她的外婆已经辞世。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陪母亲到台盟开会，忽然有位工作人员请母亲接电话。我随母亲过去，只见母亲一边不住地说谢谢，一边抹眼泪，自此母亲才算和台湾亲人联系上，之前台湾家人都以为母亲在二战中去世了。
1989年我陪母亲从北京到了香港，和从岛内赶过去的三姨、从美国赶来的二姨，三姐妹时隔40多年后团聚。让我十分感动的是，虽然因为母亲的人生选择确实对家庭有亏欠，但是二姨、三姨见到长姐，十分地尊重和亲热，“长姐如母亲”中华美德以及“两岸一家人”的血脉亲情在三姐妹相见的那刻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次相见，当听到母亲谈到没能见到外婆最后一面，已是人生最大遗憾，有生之年很想见到家里的所有兄弟姐妹时，二姨、三姨想尽办法，陪着母亲前后往返美国，希望大舅能和母亲相认，但是大舅始终没有原谅母亲，到母亲故去时，姐弟俩也没能相见。大舅许是放不下因为母亲的个人选择，而耽误了他的美好人生航向，如果母亲能够如期回到台湾，帮衬外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大舅这位曾任台北大学化学系主任、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提名的优秀科研英才，会赴美开启自己的科研人生，但因为母亲的所谓自私任性选择，大舅只能留在台湾替母亲帮助撑起了整个家庭。
类似的人生和家庭的“小我”遗憾，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母亲是台湾人，以及有留日的背景，还被定为日本和台湾特务，组织对母亲还进行过多次政治审查。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污名和家庭的至暗时刻，母亲始终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坚定信念，坦然面对、初心不改。国家安全部在2011年曾授予母亲国家安全荣誉证书，上面写道：杨美华同志，长期艰苦奋斗于隐蔽战线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为国家安全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证书。在我看来，这是对母亲最好的褒奖。后来，在2005年、2015年，母亲先后获得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两枚纪念奖章。
近几年，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很受两岸观众喜爱，作为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后代，每每观看这些热播剧，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忍不住会想起自己的父母。作为生长在父母双双为隐蔽战线工作者家庭的孩子，童年中，我觉得自己的家就像是游走的牧民之家，因为父母的工作需要，十岁前我先后在福州、厦门、上海、天津等地居住过，直到1959年才搬到北京。有时想想童年和母亲相处的时光到底有多少？其实真不多，但她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母亲，她是榜样，是骄傲，是光明磊落，和她永远挂在脸上慈祥的微笑。在我75岁的人生中，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做母亲那样的人，一个大写的中国人！（口述/郭榕 整理/本报记者 修菁 王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