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网10月30日消息（记者 杜倬荷）“中印文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10月28日下午，印度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狄伯杰（Bali Ram Deepak）做客海南大学，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以《与中国交往四十年：文明的相互联系必须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为主题的讲座。
全程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从中国“旧三大件”讲到“新三大件”，再讲到“新三样”，表明狄伯杰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说，与中国的缘分，还要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说起。
狄伯杰教授做客海南大学。记者 卫天豪 摄从小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狄伯杰的家乡库鲁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屈露多国。小时候，狄伯杰的父亲常常会将他叫到跟前，朗诵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他隐约记得，其中提到了般度族和阿萨姆王之战的故事，后者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
“当时文章里出现了Cheen这个词，这是我与中国的初识。”他回忆道，后来，他还在无意间听到了两首描述中国的民间歌谣，于是，一颗关于汉文化的种子就悄然种在了他的心底。
在高中，狄伯杰选择了历史和地理科目进行学习，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也颇有兴趣。他从学校的图书馆借到了一本题为《东亚历史》的书，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粗浅地接触到了中华文明，而且还了解了其对诸如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影响。“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长江、黄河。”他说。
狄伯杰教授做客海南大学。记者 卫天豪 摄真正与中国的接触，要始于狄伯杰考上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之后。彼时，该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只有30多名学生，属于学校的冷门专业。然而，狄伯杰却依然选择以这里为起点，开始了长达5年的中文学习之旅。
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难免会有些困难，但在谭中教授、叶书君教授、H.P.罗易博士等众多老师的指教和帮助下，狄伯杰很快就掌握了学习中文的技巧，以及中国方方面面的知识，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等。
1991年至1993年，狄伯杰前往北京大学做了2年的访问学者，专门学习了文言文、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北大芍园外的排球场上认识的。恋爱关系确定后，我们的话题更多了，我的中文口语也更好了。”他笑着说。
1996年，狄伯杰再度来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级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进行了深入学习与研究，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汉文化的海洋。
海大学子与狄伯杰教授进行交流。记者 卫天豪 摄以诗词名著为媒 搭建中印文化交流桥梁
近年来，狄伯杰翻译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古典诗词，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他将《论语》《孟子》《四书》、陈来所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季羡林评传》《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印卷》《我与柯棣华》等著作翻译成了印地语和英文，并帮助印度部分出版社出版了莫言、阿来、贾平凹等作家的著作。其中，《论语》最受印度读者的喜爱。
同时，他还翻译了元曲《西厢记》《窦娥冤》，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以及《红楼梦》《古船》等作品。其中，《四书》是他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翻译时长达13-14年。此书一出版便收获了许多印度读者，让更多印度读者开始认识中国、走进中国。
除了《四书》，便属《红楼梦》的翻译时长最久，狄伯杰花费了9年的时间才将其翻译完成。“《红楼梦》融入了许多中国山水、历史、人文，还有许多诗词，这是属于中国独特的文化，翻译起来并非易事。”狄伯杰坦言，好在有现代汉语的释义作为辅助，让自己对中国名著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狄伯杰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两国为何要文明对话？
主题讲座现场。记者 卫天豪 摄他在翻译《季羡林评传》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印卷》的过程中发现，它们系统研究了两国之间的循环式交流，指出印度与中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他意识到，循环式的交流有着诸多优势。
“循环式的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过去两千多年两国始终保持文化上的交流，相互学习，发展并丰富了彼此的文化。”狄伯杰表示，人文交流是一切对话的支柱，也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
如今，狄伯杰还担任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他透露，现在该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由当时的30多名增至200多名（含博士生）。
不仅如此，当前两国青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紧密，有不少印度青年也前来海南求学。“我相信这就是文明对话带来的良好效果。”狄伯杰表示，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以文化搭桥，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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