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指出，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学习贯彻贺信精神，准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本土渊源、基本内涵与学科体系，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植根于本土的原生性学科
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古典学是源自西方的一门学问，研究对象基本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核心是经典作品。很多中国文化研究者也赞同这一点，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例如，刘钊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丁耘提出了“大古典学”概念，其中既包括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为基本领域的“小古典学”，也包括中国古典学。在当代学术话语与学科体系中，“中国古典学”的确是后来兴起的、与西方古典学相应的概念。上述诸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古典学的本土性特点，但往往将其视为西方古典学的扩展。笔者认为，中国古典学在本质上是一个植根于本土的原生性学科。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古典”一词古已有之。《汉书·王莽传》有“违于古典，缪于一统”，意谓古代典章制度；《后汉书·樊宏传》有“垂情古典，游意经艺”，则指称古代典籍。这样看来，中国的“古典”概念与西方大体相近，但其出现要早于西方。康熙九年十月丁酉谕礼部文中有“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之言，虽然此“古典学”并非一固定词语，但“稽古典学”也是指其对经典文献与历代典章的研习。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的“古典学”称谓，但若由上举“古典”含义出发来界定“中国古典学”，即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典章制度、经典文献等各种文明成果的学问，而不局限于经学，则“中国古典学”本就具有原生性。这也大体符合当今学界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理解。裘锡圭曾提出，古典学实质上在我国早就存在，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先秦以来典籍的全面整理，大部分也是古典学的工作。尽管这一看法仍是以西方古典学的理论范式为前提依据来论述的，但也强调了文献典籍在中国古典学中的基础地位。黄德宽认为，中国古典学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傅道彬认为，中国古典学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其基础也是经典文献。这些观点尽管有所差异，但也有相同指向。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献承载着中国古典文明，这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正相契合；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内核通过以传世经典文献为主体的各类文化遗产得到呈现与阐发，并在世代传承中凝聚成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综合诸家所说，中国古典学就是以传世经典文献和相关出土文献为依据，将中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过，在当前所见相关著述中，“古典文明”经常与“古代文明”混用。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实则有所不同，古典文明更强调经典性、核心性与文化影响力，时间断限也不一样。因此，对于二者应该有意识地区别使用。
中国古典学要彰显中国特色
基于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原生性，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也会与西方古典学有所不同，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要注意吸收西方古典学的基本精神与研究理路，做到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李学勤曾倡导“走出疑古时代”，从中国古典学视域中来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理念由“信古”而“疑古”进而“释古”的当代转向。郭沂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则是把中国古典学的对象范围做了进一步限定，既然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经典文献和古典文明为研究核心，那就应该采用立足中学、兼摄西学的理念方法，回归文本，理解文献，建构中华古典文明的知识体系。乌云毕力格也认为，“凭借‘文字—文本—文献—文化—文明’这一贯通而又综合的研究思路，将成为一种新的人文研究范式，也可更新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方式，促进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创新性阐发”。总而观之，中国古典学是一个融汇古今学术理念、融通当代文史哲等相关领域、代表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新学科，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主张和观点都有益于当前的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一阐述强化了在中华文明视域下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就是对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如沈卫荣所言，在现有国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建构一个具有明显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以推动国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大幅度提升中国古典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质量，改变以西方古典学为主导的世界古典学的面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势在必行的正确道路。肖永明也认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契合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固有脉络，是顺应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分类框架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学科设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突破原有学科框架下人才培养的局限，通过基于古典学术的系统训练，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的古典学人才。2024年，“中国古典学”已经被教育部列入本科专业目录，隶属于交叉学科门类，并在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设，开始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典学与中西文明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希腊学者乔治斯·斯泰里斯在此次大会上也指出，中希文明均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路径，可以从构成这两种文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中汲取灵感，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因此，充分挖掘中西古典文明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是新时代中国古典学、古典文明研究的努力方向。
中国古典学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建设，同时关系到全球文明发展的大势。“希腊的古典不只属于欧美，中国的古典也不只属于中国，古典文明是现代世界的共同遗产。”吴飞由此认为，古典学研究要与中西之间的张力、现代和古典的张力、文字文献考据学和义理方面的张力相伴而行。要处理好三对张力的关系，还是要回归经典文本，不只是通过中国的经典文本及其历代阐释来理解原生性的中国古典文明与古典学，也要通过西方的经典文本及其阐释来观照当代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古典文明与古典学。在实践层面，既重视对各种经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注重内涵挖掘与义理阐发，也要观照当代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此为他山之石，实现人文传统与社会科学、古典学术与当代视野、自然科学与新兴技术的交叉融合。要实现上述目标，可以分四步走。第一，要在现有基础上厘清古典文明、古代文明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吸收西方古典学理论的营养，完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与中国古典学的话语体系，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第二，要进一步挖掘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遗产，实现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有机结合，系统总结历代中国智慧，坚定文化自信。第三，要推动中国古典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深度研讨，夯实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传承谱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要进一步做好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经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为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古典学，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系统研究，挖掘其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使命。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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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赛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