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表达了对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殷切期望，对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指引。
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特征及规律，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提出“文明本无冲突”。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明确指出文明本没有冲突：“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1993年夏，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全世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随后他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此书中亨廷顿将现今世界划分为以下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亨廷顿认为，二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震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国际关系原则。
时至今日，“文明冲突论”的弊端也日益彰显。一是亨廷顿对世界范围内七八种文明样态的划分存在争议。如将中国、韩国等国划为中华文明，而日本文明则单列出来，这种划分方式显然不利于亚洲文明秩序。二是亨廷顿过分强调了文明相异性所带来的冲突因素。他认为，未来世界主宰性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某种文明对另外一种或多种异质文明所发起的责难与挑战。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文明相异性给人类世界带来的不利因素，而忽略了文明相异性所带来的文明互鉴成果。三是无法解释或并不能有效解释同一种文明样态下所爆发的冲突现象。
中国智慧有力地消解了文明冲突，启发世界思想知识界。17世纪延续百年的“礼仪之争”将中国儒家思想带到西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大哲学家从中看到了理性主义生活方式，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拉开了现代西方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本来就是现代思想的摇篮之一。近代欧洲第一位崇尚理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便在《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
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流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海德格尔在与华裔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中受到启发，并从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中吸纳借鉴，影响重新开启关于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作为法国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考古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也表明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有启发性；法国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家雅克·德里达受到法国汉学家毕仰高的影响，在《论文字学》中为西方人长期存在的“中国偏见”和“象形文字偏见”发声疾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对《易经》《庄子》《礼记》等中国典籍广泛涉猎，特别是《易经》中包含的共时性原理直接影响其建立起精神分析理论。大量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证据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文字为例，古希腊文字并非古希腊人原创，而源于亚洲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而来，是腓尼基人在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字母化而形成；以文学为例，一般认为，世界文学艺术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比古希腊史诗（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要早上千年，而且《吉尔伽美什史诗》还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史诗和《圣经》；以哲学为例，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哲学的灿烂辉煌，但是古希腊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多种文明的不断交融中出现的。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解释了“轴心时代”，并敏锐提出轴心时代在世界各地所出现的“巧合”：“这个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 雅斯贝尔斯提到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态下不约而同出现的伟大名字：“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其他数不清的哲学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生活着释迦牟尼……在希腊，有荷马，有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几乎是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希腊作家、诗人和哲学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看到了中国、希腊两个民族乃至两种文明交流对话的必要，在《中国纪行》中写道：“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同一副人类逻辑的面孔。”孔子与苏格拉底有着众多相似之处：《理想国》中记载着苏格拉底曾说过的“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的一无所知”。孔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苏格拉底同样还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孔子表扬颜回的时候也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新理论生发的动力来源于明确的现实指向。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3月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重要价值正在于明确的现实世界指向，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中再次强调“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乐黛云教授在《以东方智慧化解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在多元、交互的对话中，各种文明形态都应坚持本土话语立场、坚持合理性继承。世界文明多样性原则期待各种文明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焕发勃勃生机，这不仅需要尊重古代、化合东西方世界，更需要立足当代、观照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卓越，蓬勃的生命力也向世界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一直存活于过去和现在，更是以令世界瞩目的生命力和创新力造福于未来世界。
全球文明倡议立足各种文明形态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呈现过的耀眼光芒，结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和当代实践，以“刚柔得适谓之和”“和实生物”等立场期待为当今世界带来和平发展。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认为，在文化传播中应首先关注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也即通过“话语和行为”传播的意义。依托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等重大国际会议，中国优秀文化古今相通的事实经验被世界范围内更多受众所看见，依托更多有识之士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依然焕发生机的生动实践总结成值得关注的经验，国际有识之士也宜更多地总结提炼出各国优秀历史文化在发挥当代价值时真正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优秀案例。
温故而知新，研究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中国古代有“协和万邦”，现当代则有费孝通先生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非洲，则有一种名为“乌班图”的传统哲学思想，中心思想是“人之为人，皆因他人之存在”。季羡林先生曾在《糖史》中说，“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世界、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真正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讲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审核：李建军
网络编辑：张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