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　为配合望城经开区铜官工业园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2017年、2024年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发掘了一批墓葬、灰坑、陶窑等遗迹，其中墓葬98座，时代主要分为战国、明代和近现代，以战国墓为主，共计95座（2017年发掘68座，2024年发掘27座）。两次发掘地点直线距离约600米，分布于湘江东岸一线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低矮丘陵的山脊之上，距离湘江的直线距离500~600米。

　　    随葬器物有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类

　　    2024年项目红线面积191264.7596平方米，其中本次发掘涉及的地块（一）面积为45399.97平方米。发现墓葬30座（发掘29座，一座近现代墓未发掘），坑2座，分布于东西两个丘陵岗地的顶部区域，顶部最高海拔在60米左右。西区发掘战国墓4座，其余均位于东区。29座墓葬中战国墓27座，晚期墓2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等共计110余件（套）。

　　    参照以往湖南地区楚墓发掘报告采用的主流分类标准，根据墓坑的宽窄可将其大致分为宽坑墓（24座）、窄坑墓（62座）和狭长坑墓（3座）三类，因墓地所在区域地质地貌为酸性较强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墓内葬具及人骨均已腐朽不存，一般墓内仅存有棺椁痕迹、枕木沟和随葬器物等。随葬器物组合主要分为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类，以仿铜陶礼器为主，日用陶器墓仅7座，未出土随葬品的“空墓”8座。

　　    墓主以平民为主，个别可能为低等贵族

　　    铜官战国墓群是近年来长沙城区外围发掘的一处分布集中、面积较大的战国墓群，两次发掘区均可划分为相应的墓区，墓葬分布有序，应是经过系统规划。墓葬形制和出土陶器组合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同时部分细颈盘状口壶和个别矮领折肩折腹罐的出现表明墓地所属人群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从出土典型器物形制分析铜官墓群主体年代为战国晚期，下限可至秦代。此外，也有个别墓葬在随葬楚式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同时伴出越式扁茎铜剑。

　　    本次发掘墓葬墓室规模普遍较小，以窄坑墓为主，宽坑墓次之，狭长坑墓仅有3座，出土器物组合以仿铜陶礼器（1—2套）为大宗（占比84.2％），对应的墓主身份等级以平民为主，个别可能为低等贵族，少量出土日用陶器和未出土随葬品的“空墓”对应的墓主身份等级应大致为贫民。

　　    值得注意的是，查阅以往文物普查资料发现，墓地周围并未发现有同时期的战国居址分布的线索，这批战国墓群对应的聚落居址问题，有待通过将来的考古工作继续探索和确认。

　　    延伸

　　    长沙这片土地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息繁衍

　　    在长沙这一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万~15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

　　    至春秋时期，长沙便被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期，长沙就有城邑，并为楚南重镇。根据考古专家对大量发掘出土资料的判断，战国时期长沙城的位置和范围是：东在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这一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与后来的长沙城相比真可谓是“弹丸之地”。

　　    从战国至今，长沙建城邑已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2000多年以来，长沙的中心位置一直没有移动，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不断拓展。

　　    西汉初年，番阳令吴芮被封为长沙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封立长沙国，原秦朝长沙郡治“湘县“改称为“临湘县”，故称长沙国的都城为“临湘故城”。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其“湘水”篇中说：“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吴芮修筑的土城，南城墙约在今樊西巷稍南；北城墙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东至东庆街、东正街，东北角到小吴门附近；西滨湘江，西北角到了大西门，略成正方形，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池内还建有吴王殿，殿西正对贾谊故居，位置在今五一大道至司门口之间。

　　    1987年五一广场地下挖掘发现的巨大夯土台基，证实为汉代遗存。湘江西岸三汊矶的三石戍城(古营寨堡垒)至今留有土城遗迹，估计至迟不晚于西汉初年。　据文旅长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