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澳门特派记者 王海峰】对澳门学者骆伟建而言，“一国两制”、澳门回归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骆伟建曾参与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出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1年在澳门大学法学院任教至今，曾任澳门大学宪法和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专业功绩勋章。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骆伟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澳门25年来“一国两制”的成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骆伟建没有豪言壮语，但饱含深情
环球时报：您参与起草澳门基本法，可以说是这一伟大事件的亲历者。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
骆伟建：1988年7月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之后，就开始从事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之后又担任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委员，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等，2001年开始我在澳门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看到25年来澳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参与建设的大厦建起来了，肯定是为自己付出的辛勤劳动有成果而喜悦。
另外，我也是一名受益者。以澳门大学为例，它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工作环境，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澳门经济发展让大部分居民的收入增长。无论是作为实践者，还是受益者，我都为澳门回归25周年纪念日欢欣鼓舞。
环球时报：25年前，澳门整体的氛围是什么样的？人们对澳门即将回归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骆伟建：长期以来，澳门同胞有着深厚的爱国爱澳情怀，爱国主义始终是澳门居民中占主流的一种价值观。20多年前，澳门同胞面对300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的心情我概括为“盼回归”。澳门回归时曾经有一本画册，其中一张照片是澳门居民举着大标语，上面只有三个字——“回归了”。这看起来简单，没有豪言壮语，但其实饱含着深情。就像一个小孩跟母亲走散多年，突然要见到母亲了，他很朴素，不会讲与母亲情深似海这种艺术语言，只是喊出发自内心的感情。
在迎接回归的过程中，澳门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急剧恶化，黑帮甚至敢在酒店门口杀人放火，当时葡萄牙准备走人，没心思管理。二是经济环境不好，从1996年到回归之前，澳门经济一路下滑，1999年失业率已经达到6.3%。不过，虽然澳门同胞对这些情况有担忧，但他们相信回归后澳门人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自己的特区政府，应该能解决问题。澳门回归后没有移民潮，说明他们对国家有信心。
环球时报：在澳门回归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感受比较深刻的地方？
骆伟建：澳门回归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它作为一部影响规范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制度的法律，是同所有澳门同胞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所以基本法的起草一定要让澳门同胞参与其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成立了，各种社团里还设立基本法关注小组。基本法的起草一共花了4年5个月的时间，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就有3次。
基本法通过之后，澳门社会就进入后过渡时期，也面临一些问题。如公务员队伍，当时澳门中高级公务员都从葡萄牙直接来，本地葡萄牙后裔都极少，基本上没有华人担任。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怎么落实澳人治澳？但经各方努力，1999年特区政府的中高级公务员90%已经由澳门本地的中国居民担任。
第三个阶段是回归的准备阶段，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行政长官选举。这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次，过去是葡国总统委派总督，不要说让澳门人选了，连意见都没听过。1999年5月选出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全场掌声雷动，可以反映澳门人当时的心情。
客观事实
环球时报：您觉得“一国两制”澳门实践的意义是什么？
骆伟建：从国家层面来讲，“一国两制”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8个字。对澳门来讲，人们最关心的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也是8个字。
如果按这16个字作为标准，澳门是成功的。比如主权有两个意思，一是用“一国两制”解决了国家统一问题，中央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了。二是中央的管治权得到维护，在澳门回归后的25年里，很难看到一个澳门人用自治权去对抗中央管制权的例子。
要维护国家安全，澳门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所以澳门很主动严格地按照基本法第23条，在2009年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法，又在2023年全面地对国家安全法做了修改。另外，澳门还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执法队伍。
国家的发展利益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澳门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发挥基本法给澳门特区的优势，即我们经常讲的“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比如中葡经贸论坛，是澳门利用与葡语国家曾经有的联系组建起来的，用它服务于国家。
从澳门的角度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同样做得不错。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下，在中央指示下，在驻军的靠山下，澳门一举扭转了社会治安的问题，现在澳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25年来，澳门的经济飞跃发展，令世界瞩目。“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经得起实践检验，它是一个客观事实。
环球时报：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为什么能够成功？
骆伟建：我认为有5点很关键。第一，一定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澳门的“一国两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比如“一国”是根本，“两制”建立在“一国”之上，这些观点在澳门是深入人心的。
第二，理论一定要结合实际。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一些人很关心，博彩业能不能存续。如果澳门不从实际出发，放弃旅游博彩业，就是脱离了实际，也不可能有后面的经济发展。所以澳门基本法第118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
第三，有一支爱国爱澳的管治队伍，社会层面也是爱国爱澳团体始终占据主导。
第四，澳门在施政的过程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放在首位的，不受其他干扰。
第五，国家的支持。现在澳门人经常喜欢讲：澳门是什么？是国家的掌上明珠。澳门有困难的时候会求助于国家，国家总能给予帮助。澳门发展空间不够，就给你增加一些空间，发展条件没有，就给你创造条件；澳门发展旅游业，国家就开放港澳自由行，澳门要持续发展，就给你区域合作大湾区。只要中央支持，澳门的“一国两制”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深合区是挑战和机遇
环球时报：展望澳门的未来，您如何看待现在澳门在大湾区的挑战和机遇？
骆伟建：澳门成功的经验有一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维持现有的经济格局，这个模式在未来的25年还能不能有高速发展？大家过去只是理论上认为，澳门经济太单一，3年疫情给了澳门一个现实的教训，所以澳门要可持续发展。
大家认识到，澳门的经济发展需要寻找出路，但在有限的33平方公里范围内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澳门还不是一张白纸。国家考虑到澳门的实际困难，成立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简称深合区），这个空间面积是澳门的三倍，约106平方公里，澳门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个机遇。
深合区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它还是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个重要部分。区域经济是国家新的增长点，与广东和香港加强合作，可以解决澳门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同时，澳门可以发挥制度优势，如果把深合区搞好，也是为国家现代化作出贡献。
深合区让澳门也面临一个挑战。澳门与内地制度不同，这本来是“一国两制”的优势，需要让制度和规则衔接，落实深合区里面的经济一体化。深合区已经3年，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历史上没有先例。这么大的成果凭着改革精神都可以实现，更何况其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