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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提示】
只有两个村民小组、人口不足千人的杨八郎屯，是吉林省德惠市和平乡杨八郎村的一个屯。
从全国解放到1993年的40多年时间里，村民们辛勤劳动、安居乐业。1993年以后，因为干群关系严重对立，他们将上级派来的干部拒之屯外，当地干部称之为“白区”。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1993年村民们要求干部公开帐目的愿望屡屡受挫后，村民们开始拒绝交售定购粮、拒绝上缴统筹提留款和农业税、拒绝出义务工。
2000年，杨八郎问题被媒体曝光，引起吉林省各级领导的重视。德惠市决定着手解决杨八郎问题……
【调查者】
制片人：赵微、赛纳、张洁
编导：李冰
出镜记者：长江
摄像：王小鹏、李季
录音：呼和
统筹：庄永志、杜晓静
制作：郑曼茜、张为
监制：李挺、庄殿君
总监制：孙玉胜
【播出时间】首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3月2日21:15-21:55重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3月3日18:20-19:00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3月7日21:15-21:55
【调查对象】杨运田杨八郎村一组村民
杨仁峰杨八郎村一组组长
李凤龙德惠市和平乡原党委书记
杨东田杨八郎村一组村民
孙长荣杨八郎村原村长
王富学杨八郎村二组村民
阎文德惠市市长
汤金锁杨八郎村二组组长
杨显德德惠市纪检委书记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队长
韩继明杨八郎村原村长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向导
叶景龙德惠市水利局副局长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队员
冯云光德惠市农业局科教科科长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队员
老韩夫妇杨八郎村一组村民
崔万年原松柏乡党委书记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副队长杨林田杨八郎村一组村民
付文玉德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
孙明彦德惠市纪检委党风室主任
汤森杨八郎村二组村民
孙庆达和平乡党委副书记兼杨八郎村党支部书记
【调查过程】
一、有人管这叫“白区”位于松辽平原腹地的和平乡杨八郎村，周围的人们都说，过去的几年中，杨八郎村的村民一组和二组就像个“白区”。2002年1月，《新闻调查》记者来到杨八郎村。记者采访了村民杨运田，他是杨八郎村一组村民，曾经担任过17年的生产队长。记者：杨大爷，您知不知道外边有人形容杨八郎是“白区”？杨运田：不是“白区”是“特区”。干部来一看，这地方难整呀！一提起来畏惧三分。杨八郎的群众这些年散漫惯了，失去了法度，实际上已经是没有政府领导。
据了解，在过去多年的无政府状态期间，杨八郎村一、二组村民几乎不和任何干部接触，村里的税费收缴工作也无法开展。记者采访了杨八郎村村民一组组长杨仁峰。记者：怎么一说起来，这么多年杨八郎村不交粮不交款？杨仁峰：也没人来管，这地方也没人来，(干部)来了一起哄就撵跑了。记者：干嘛要起哄？干嘛要撵人家上面来的干部？杨仁峰：就是不信任。
1994年前后，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转化到了具体行动上。1994年村民在二组的一口树上挂了一口钟，所谓的钟也就是一段铁轨的护板。村民为什么要挂上这个钟？钟什么时候被敲响？钟声响起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呢？杨运田：就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和特殊情况，在召集群众时候比较方便一些。记者：那您说这个紧急情况、特殊情况指的是什么？杨运田：那就是假设上面来的人对我们不利或者采取什么行动、采取什么特殊措施，那我们也就得紧急集合。
1994年的春天，当和平乡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李凤龙进入杨八郎村时，村里的钟声响了。李凤龙：一进村就有人自动出来敲这块铁。这一敲这块铁呢，这群众呼呼都来了。我感觉还挺好，群众都来了。就这机会都在这开个会吧！我说你们杨八郎的问题党委已经研究了，下决心坚决解决，我说解决不了我卷铺盖卷就走。我把这个说完之后，就上来三四个喝得酒气醺醺地就在跟前，就是连推再搡，就说：你根本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得了吗？谁谁谁来都解决不了，你能解决得了吗？根本会往下就再也开不了，讲什么话也讲不了。
李凤龙在无奈之下离开了杨八郎村。村民为什么如此不欢迎干部，村里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干群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村民心头对干部憋着气记者：杨八郎过去老百姓这心头是憋着什么气吗？一组村民杨东田：造成这种现象都是一点一点积累来的，更多方面小来小去引起的。这之间老百姓自己有一定责任，但是作为各级干部他们逐级也有责任。
据村民们说，杨八郎村的干群矛盾是由十年前的一次伤人事件开始的。当时，村长孙长荣在收缴税粮时被村民王富学的弟弟刺伤。《新闻调查》记者找到了当事双方。记者：你是哪年在杨八郎村开始当村长？孙长荣：91年吧，我上任之后一心把活想干好。一队有那么十多户从单干以后就不交税。记者：他是坚决表示就不交还是没钱呢？孙长荣：就是不交，(当然)他也困难，(但)一般比他困难的也交税。
对于不交税的农户，村干部决定要收回他们耕种的土地。但当时国家对此并无有关规定。1992年开春，当村长孙长荣带人进村收地时，与村民王富学和王富余兄弟发生了冲突。王富学：说你不得容借一借，或者是朝谁挪一挪完了再给。这就不行，我说你做工作也没这么做的，太过火了，我俩就打起来。我弟拿个带尖的叉子就扎他一下。记者：扎在哪儿了？王富学：扎在他这个位置[指腰]，这是我们杨八郎屯头一个事的开始，就是我们老王家的事。
但是，村长孙长荣与王富学兄弟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少数村民的欠税问题也不了了之，这给杨八郎村的税收工作留下后患。第二年，杨八郎村一、二组由少数村民不交税发展为只有少数村民交税。而根据当时的国家优惠政策，这几户村民本该享受平价的化肥及柴油供应。
杨运田：化肥和柴油这几家人没得到，这群众不得闹吗？没人追查。不在国家给的化肥和柴油优待多少，就是它的影响不好，严重地影响群众卖粮的积极性。
当村干部再次进村收缴税粮时，村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感到非常不满意。杨运田：没有一个干部问问：你们为什么不交？你们有什么问题？什么原因你们提出来，能不能给你们解决？是不是？交粮交钱，咱们进行正面的政策灌输和教育，通过疏导让群众心里得到平衡。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觉得来的干部还说几句人话，不得这么说吗？让人听着好受，没有这样的人。就这两件事：要粮、要钱，再别的啥也不问。
于是，部分村民把解决问题作为条件对干部提出：先处理村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否则就不交税粮。但这一要求并没有被接受。1993年3月，乡村干部不再进村催缴税粮，而是将杨八郎村一、二组欠税较多的十几户村民告上了法庭。当执法人员进村强制收粮时，引起了村民更强烈的不满。杨运田：这么多事情没人管、没人处理，我们说了也是白说，你们就知道管我们要钱，不给钱就对我们不客气，所以群众心里有一种逆反心理。
当时，部分村民与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个别村民被拘留并罚款。此后，部分村民开始集体上访，但对于各级政府的答复，上访村民并不接受；同时对于进村的干部，一些村民也越来越不信任。于是到了1994年，当乡党委书记李凤龙进村时，就遭到了部分村民的围攻。杨运田：打那以后再谁也不来了。记者：等于是四五年了，没有上面干部进这村了。
1994年之后，杨八郎村一、二组逐渐形成了不上缴任何税费的风气。这期间，有些村民想要主动交粮，但由于受到个别村民的威胁和影响，也打消了念头。
三、谁和工作队接触谁就得罪了乡亲记者：那当时村子里面就没有人心里觉得不安的吗？杨八郎村二组组长汤金锁：没有不安的。因为农民的思想意识，不交钱就省下了，有这种心理因素。
到了1997年，在土地调整过程中，一、二组村民又反映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杨八郎的问题越积越多。截止到2000年底，杨八郎村一、二组近十年没有上缴过任何税费，没有出过义务工。十年中，年户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的一、二组村民，每户欠税由3千元至2万多元不等，两组累计欠税共达220多万元。同时在这225户村民中，共有90户超生。杨八郎村由20年前的先进村变成远近闻名的落后村。
杨八郎村一、二组的问题存在长10年之久。不仅阻碍了杨八郎村自身的发展，对于周边乡村税收工作的开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2000年，杨八郎问题被媒体曝光，引起吉林省各级领导的重视。德惠市决定着手解决杨八郎问题。阎文，2001年起担任德惠市市长，同时兼任解决杨八郎问题领导小组组长。记者：过去杨八郎的问题存在了十年之久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次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去解决，到底想投入多大的力度，要把它解决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市委、市政府是怎么考虑的？阎文：我认为这次解决杨八郎的问题我们市委、市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当时我们正遇上了全党开展“三个代表”的学教活动，所以我们解决杨八郎的问题有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我们认为，如果要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基层政权、践行“三个代表”，那么我们认为作为基层的党政组织一个不能少，作为我们农民百姓一个也不能掉队。
2001年年初，德惠市选拔出14名富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各级干部，组成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其中包括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以及财政所长、经管站长、市农业局、信访办的骨干力量等。杨显德，德惠市纪委书记、工作队队长，主要负责工作队的后方指挥和协调。杨显德：工作队成立之后我们几位工作队的主要同志利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外围调查，感觉到比开始想象的还要复杂。老百姓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谁和乡镇干部、村干部接触，有些老百姓就要出头打击，因为这屯经常出现放火的现象。记者：人为地放火？杨显德：人为放火。
四、“先收心，再收钱”
针对杨八郎屯的复杂情况，工作队反复研究，决定采取“以实事求是、善待百姓、与群众交朋友、变感情、改善干群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村组织建设为主”的工作方案。
杨显德：在杨八郎村首先体现交朋友、变感情，帮助老百姓办实事，把老百姓心先收过来，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记者：先不着急收钱了？杨显德：不着急收钱，咱们得有时间，得把有些好事做出来。
在确定工作方案之后，杨显德书记找到了曾经在杨八郎村居住并当过村长的韩继明，请他担任工作队进村的向导。韩继明：要是到杨八郎(村)，如果说没有一个熟悉那块地方的当地人你进不去。因为这些年干部一下乡，谁去也进不去。你去了以后不是老太太往你身上撞，就是八十岁老头往你跟前倒，小孩子往你身后扔土块，老年人往你脸上吐吐沫，工作没法开展。记者：如果说换另外一个人行不行？韩继明：人家没人愿意干，这说真事。就我答应人家市委这事，我先回去我做了几天工作。我们的亲属加上我那些朋友说：你不能回来，你回来干嘛？你把他们引来了，招待你就招待他们了，不都得交税吗？大伙不得反对你吗？但是，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14名工作队员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杨八郎村，队员们按照计划开始走访村民，但多年不和干部接触的村民对工作队员的到来充满了顾虑和排斥。杨八郎村一组组长杨仁峰：那个时候大家的想法――这回不知道抓多少人呢？来了肯定要狠整，都这么想。记者：那心里害怕吗？杨仁峰：那怎么不害怕？他也害怕。
在进村的最初几天里，工作队员们分成几组，挨家挨户走访村民。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队员德惠市水利局副局长叶景龙、德惠市农业局科教科科长冯云光向记者介绍了刚进村的情况。叶景龙：到各户去，有的就把门锁上了，一看我们往前院进来了，因为农村院子也长，人家从后门就溜了。冯云光：我记得(有一次)敲门，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位女同志说：干什么？(我说：)串个门。(人家说：)不在家！我们以为就是她能给门打开吧，门也没打，把门一关走了。当时从内心来说，那种感受也很不是滋味。
2001年4月2日，工作队在走访村民两个星期之后，决定进驻杨八郎屯。记者：那会儿工作队要是住在各家各户去，能住得进去吗？杨运田：那时候不能。记者：要是上您这儿住，您能让进吗？杨运田：不能。我也不愿意通过这个关系和这个途径得罪家乡的父老乡亲。记者：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亲近工作队就是得罪乡亲。杨运田：那当然了。
为了能够在村里落脚，杨显德书记再次找到了向导韩继明一家，老韩夫妇在儿子的劝说下同意接纳工作队。记者：那您当时没有顾虑吗？老韩夫妇：我这当你说，留是留了，我那心里别说了……，这事也不能那么细说。
于是，工作队队员住进了老韩夫妇家的小屋，队员们白天走家串户，晚上就睡在老韩家的一张土炕上。叶景龙：我记得吃的头一顿饭就有两人就去了，态度很不正常，一进门就说：我来看看这三个代表。他主要是就看我们这些人，人是什么样的人，正赶吃饭时，吃的什么饭。实际上是搞火力侦察。
就在工作队在杨八郎村住下的第二天的午夜，也就是2001年4月3日的午夜，堆放在老韩夫妇家地头的两大垛柴火被人悄悄点着，火光惊醒了住在附近的村民。记者：当时着了火，您心里害怕不害怕？老韩夫妇：怎么不害怕，出去看(火)通红通红地，着了好几天，两垛大柴火，是我们两家的。记者：您的柴火垛一着，您知不知道这是冲着谁来的？老韩夫妇：就冲着工作队来的。
记者采访了德惠市纪检委书记、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队长杨显德。记者：杨八郎的老百姓怎么对上级的干部领导这么抵触呢？杨显德：这是多年形成的，还是有感情问题，有咱们工作到没到位的问题。杨八郎的问题虽然出现了，但是不能把这个问题都推到老百姓身上，首先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应该看到过去在工作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还有没尽职的地方。
五、一场火灾拉近了工作队与村民的距离
在放火事件发生之后，工作队并没有撤出杨八郎村，队员们继续住在老韩夫妇家，并坚持每天走家串户，与村民交朋友。那么，工作队员们的努力究竟能不能够打开杨八郎村的工作局面呢？
2001年4月中旬，由于气候特别干旱，加上风力强劲，杨八郎村一、二组村民在烧荒过程中不慎引起火灾。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场大火却改变了杨八郎村紧张的干群关系。杨运田：那天杨八郎真是狼烟地动、一片火海。记者：火烧得大。杨运田：一烧半条街，那时候很多人都哭天喊地开始叫：共产党你可管管我们吧。
叶景龙：当时外边风挺大，我们知道问题挺严重，(工作队)这些人有的就连鞋顾不得穿，抓衣服就跑，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确实是一片火海。
当时，杨八郎村一组、二组共有3处房屋、20几个柴火垛同时起火。而当天德惠全市范围内，有多个乡镇发生火警。
原松柏乡党委书记、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副队长崔万年：工作队员的通讯设备都挺齐全，就联系，到处联系。那天整个德惠市范围之内火警挺多，消防车也就忙不过来了叶景龙：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调了合资企业的消防车到那去帮助救火。崔万年：这两个消防车来之后就把火势控制住了，工作队员跟社员一样扑火救火，在那指挥，都不像样了。叶景龙：我当时也参加了，特别是有一户就我一个人过去，当时他房子周围已经都是火了，我自己去给扑灭了。这户农民在事后跟我说：我们想请工作队吃点饭，你们能不能去呀？
杨八郎村的大火被扑灭之后，工作队员们连夜自费给受灾的村民购买了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随后，德惠市领导也对受灾户进行了救济、慰问。杨八郎村的村民们对工作队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杨运田：人心都是肉长的，杨八郎村民说：共产党还是有人关心我们。所以他们(工作队)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凡是认识不认识的都能打声招呼，说句话，起码也能给个笑容。
火灾之后，杨八郎村的村民不再对工作队关门闭户，村民们也开始愿意将自己的实际困难告诉工作队员。
2001年春天，杨八郎遇到了多年不遇的旱灾，农民播下去的种子80%都不出苗。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把目光投向了工作队。
由于连续40多天没下雨，准备春耕的村民们焦急万分，他们找到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帮助村里打井抗旱。
叶景龙：后来我们回来跟领导汇报了，领导说可以支援支援。记者：这个支援就得动钱。叶景龙：是。记者：如果要没有工作队进村以后帮他们打那两口井，他们自己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叶景龙：自己打不了，因为这个费用也是挺大的。
很快，工作队为杨八郎屯打了两眼机井，并购买了水泵，村民们耕地的水源有了保障。对于一些困难户，工作队员们还自费购买了种子，帮助他们重新播种。此外，工作队员还们发现，尽管杨八郎村离县城很近，但是一、二组的生活水平和基础建设却落后于其他村庄。叶景龙：就是它这个经济水平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称。记者：那周边呢？叶景龙：周边的农村，你像搞种植业、养殖业都非常多。它这个地方一是干部进不去，有些先进东西宣传推广比较滞后；再一个由于他(们)多年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干部；再加上他(们)自己不交款不交粮，外界对他(们)也不信任，就认为杨八郎的老百姓不讲信用，所以银信部门不给它贷款，求求借借，人家不愿意借给它。
为了帮助村民们获得生产信息，开阔眼界，工作队组织村民们到长春参观农业博览会，到其他乡村学习生产经验，在农业局工作的队员还请来农业专家和种地、养殖能手请到村里讲课。《新闻调查》记者在采访期间，刚好遇上工作队为村里在、举办的第四场科学种田讲座。德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付文玉正在讲课。付文玉：咱们杨八郎这个地方的土地绝大多数都种的苞米，大豆也不太多，有那么几十公顷地，别的也没啥，种点蔬菜也是有极限，所以你还得做苞米的文章，今后生产苞米，我看第一条不是一公顷地打多少粮食要看质量，什么叫苞米的质量好？第一要低水分，水含量低；第二要容重高，容重高是什么？就是沉，你那一升是一斤二两，我就一斤四两，那我就二等粮，那你就三等粮。
农民积极提问。记者：你说哪个品种质量高？付文玉：咱们过去156、159都可以，回去研究研究，完了再跟县里头农业局领导商量商量。就是咱们的苞米生产成本太高，为什么咱们种苞米不挣钱呢？费用太大。种大豆有什么好处，你不能光看大豆本身，来年还养地。
据了解，2001年春季，工作队在杨八郎村期间，先后为村里组织了三场科技讲座，一、二组共有100多户村民参加。村民们反映，这项活动最受欢迎。杨运田：这几个房间屋里屋外人都满了，还没有乱说话的，还没有乱插言的，都听得津津有味，那比领导干部做报告还有效力。冯云光：我们给农民讲完这堂课之后，来参加培训的老百姓应该说是报以热烈掌声。记者：这掌声听说是多长时间都没有过了？冯云光：这是近十年来老百姓为我们共产党干部鼓过的掌，也是看出老百姓一种愿望、一种需求：如果真正地能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惦记着他，时刻想着他，想着老百姓，我相信老百姓会为我们鼓掌。
杨林田：老百姓最拥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老百姓喜欢干部帮助致富，帮助老百姓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群众喜欢这种方式。
六、25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沉寂了十年之久之后，杨八郎村一组、二组第一次有人为共产党的干部响起了掌声。这掌声是紧张的干群关系开始松动的最后象征。然而尽管乡亲们的心和干部们贴近了，但是，杨八郎村长年以来存在着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还一直压在老百姓的心头。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工作就不能深入下去。那么工作队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他们能不能为老百姓解开这些心里的疙瘩呢？
根据对杨八郎村一、二组村民们的走访和调查，工作队一共整理、归纳出25个历史遗留问题。而村民们把这些问题编成了顺口溜：“两改三、沙石路，黄土坑子大杨树，拖拉机没有数。”记者：那都指的是什么呀？原松柏乡党委书记、解决杨八郎问题工作队副队长崔万年：主要指的是两大方面：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农民负担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土地调整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现象。
杨显德：不管杨八郎的问题历史上哪一级解决过，不管过去什么结论、怎么个意见，这次工作队去了后只要群众提出来，就要重新搞调查，重新拿意见。
当时，工作队专门成立了调查组，由从事纪检工作的同志负责重新核实这些问题。德惠市纪检委党风室主任孙明彦：当时到乡里查账，因为长时间了，帐目不全，和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之后认为有必要找到原来的原始人，把原始的事说清楚。
但是，在多年前担任杨八郎村主管会计的贾会计早已经离开了这个村。工作队四处打听才得知贾会计已搬到大连居住，可谁也无法提供详细的地址。孙明彦：请示了市里领导，领导说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得去，豁出经费也得去。去的时候基本是动用了三级警力。先到大连市公安局通过微机调，然后到旅顺口分局，最后又走了两个派出所。(了解到)这个人去了之后一共搬了七次家，我们就跟踪追击他，挨家挨户排查找，找来找去――因为这人是做小买卖的，到工商个体分局，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寻找――最后找到了，有这么个人，在一个叫三里铺的市场，最后他们去一看说：在那！就急忙找我们连跑带颠去了。最后老头很负责，一五一十把情况说清楚了。我们一一做了笔录。搞清之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经过核对当时的政策，把这个问题就做以结论。
村民们所说的“两改三”就是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经工作队查实，1991年和平乡在进行“两改三”以及铺沙石路期间，确实对杨八郎全村10个社员小组多集资34217.80元。而在1994年村里架设有线广播和分发碘盐罐时对杨八郎村的村民每户收了8元钱，但没有得到落实。工作队经过研究决定，按照分摊的原则，计算利息后，将这些款项退还到每户村民的往来帐上。杨八郎村会计：这是沙石路“两改三”。这是杨运田的账，按人摊是122.50元，按土地摊是192元，他通通合计是314.50元。经过工作组来了，给返回了，返本是86.50元，返息是158.80元，一共返回了245.30元。记者：也就是说杨运田这户，咱们应该退给人家245.3元。杨八郎村会计：他这个往来账就可以返回245.30元。记者：是一组、二组每一户人家都有记录。杨八郎村会计：都有。不但一、二组，整个八郎屯十个社都返了。
此外，对于村民们提出的大杨树、黄土坑和拖拉机等问题，工作队也一一进行了查实。记者：大杨树指的是什么？崔万年：是指在林木间伐过程中树木的问题。当时社员反映是这些木材处理不合适――卖了之后村里边干部好像有贪占行为。这个事经过我们认真细致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得注重事实，一看这个树，在伐的过程中是合理的，有上面林业部门的审批手续，有间伐证；卖了之后这个钱都入了账了，当时一立方米在230多块钱，这也没什么问题。记者：以后你们向他们解释了吗？崔万年：解释了，都解释了。大杨树这块社员没什么异议了。记者：那就把过去心里的怀疑都去掉了？崔万年：都解除了。
经工作队核查，黄土坑和拖拉机等问题，在多年前，杨八郎村就已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处理。但由于当时工作不到位，村民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和答复。
崔万年：工作队本身(的任务)就是(村民)反映合理问题我们给解决，不合理的，他们怀疑的这东西也给他说清楚。
而对于村民们反映的1997年土地调整期间出现的问题，工作队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发现杨八郎村一、二组共有约12公顷的土地被部分村民多种、抢种。工作队对这些户进行了纠正。记者：工作怎么做？崔万年：有个社员叫汤森，他多种和抢种的地就有一公顷。他的损失是最大的，怎么办呢？既要给社员一个公平，另外我们还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本人想得开，思想开导好，把一些政策给讲好，给他疏导过来。
对汤森的工作究竟做得如何呢？记者找到了汤森本人。汤森：我要拿出地来也不是我个人一家拿，通通十多个人都拿，地不是咱家的，我没权占着人家额外的地。记者：那这事你和你媳妇商量了吗？汤森：用不着商量，我说了肯定算数，在农村一家之主必须得说话算数。
七、记者目睹一次入户收税
从2001年3月到9月，工作队对杨八郎屯村民们提出的25个问题一一进行了处理。1个月后，杨八郎屯村民在新成立的村党支部带领下，修复了多年失修的村路和公路，并有150多人次出义务工，参加了松花江大堤工程。2001年底，杨八郎村最敏感的税收工作开始了。
和平乡党委副书记兼杨八郎村党支部书记孙庆达：在收税期间，特别对一、二组没有动用公安司法手段，也没有动用乡干部来帮助，也没有动用强制手段，就是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最少的一家去过两次，最多的人家去过十二次。在收税过程中边收税边解决问题。到哪家，哪家提出问题，能当场解决的，我就领着村干部当场就拍板，当场就给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收完税后再来给解决。
2002年1月19日，在记者离开杨八郎村前，遇上了村支书孙庆达和村民组长杨仁峰到最后一户未缴税的村民家去收税。孙庆达：在家呐？村民：哎。抽只烟吧！孙庆达：不抽。农业税就剩你们自己家了，别人都交了。村民：我们也交，皇粮国税咱必须得上。孙庆达：你这是200块钱。把这税票留好。等明年生产生活有困难，村里一定帮你解决。走吧！
据了解，由于工作队在2001年旱情严重期间帮助抗旱，杨八郎村一、二组村民都能够在春季及时地播种，保证了当年秋天的收成。截止到2002年1月底，杨八郎屯的225户村民，除了20户特困户和受灾户应该减免税外，其余205户村民都已经缴交了2001年的农业税。杨八郎村一、二组的农业税收缴情况在和平乡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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