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风范留回乡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宁夏，是全国回族自治区，也是一片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热土。

　　回乡的500多万回汉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深切关注着盛名远播的“塞上江南”，曾先后4次来到宁夏，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高尚的风范。

　　1926年，我国正处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一年，风华正茂的邓小平同志(当时名为邓希贤)第一次踏上了宁夏这块塞上热土。年初，邓小平同志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岁末，他接到党的指示，回国到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联军中开展工作。1927年初，他和王涤亚、朱逸尘由原苏联经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骑骆驼经过大沙漠，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塞上古城银川。

　　冯玉祥将军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他接受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的建议，奉行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五原誓师后，在我党的影响下，冯玉祥国民军的军、师、旅、团各级都建立了政治机构，在冯部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二三百人。冯玉祥采纳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建议，将他的部队由绥远向西安集结，于1926年12月24日抵平凉，翌年1月26日进驻西安。冯部离开前，在宁夏成立了后方留守处，这个留守处实际上是我党的后方党委和党的接待处，它设在现银川鼓楼南街。

　　1927年2月底，邓小平等3人到达宁夏首府银川市后，就住进宁夏后方留守处。邓小平同志和接待处处长王一飞(共产党员)一起谈论宁夏地理风土人情，分析国内外形势。他们谈得风趣而热烈，相处得十分亲密。经王一飞介绍，邓小平同志等3人与在《中山日报》工作的刘贯一及因病留在银川的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相识。从国外回来的3位同志以邓小平同志为首，3个国内的同志以刘贯一同志为首，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6人同行离开银川，他们骑马途经吴忠、灵武、同心、固原等地，于3月底到达西安。邓小平同志一路潇洒自若，谈笑风生，向刘贯一等介绍了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以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情况。邓小平同志还和其他几位同志调查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并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固原，邓小平同志一行住在马福祥家旧宅。在平凉，休整了3天。在彬县，参观了《西游记》中描述的“水帘洞”。行进中，每隔约50余里就有冯部的一个兵站，专门负责接待过路的军政人员。凭介绍信，邓小平同志一行在兵站上领粮，行李也由兵站派挑夫帮助转运。此行行程1000余公里，历时1个多月。到达西安后，邓小平同志在号称“第二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书记。

　　这次宁夏之行，给邓小平同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事过半个世纪后，他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件事。1982年9月15日是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道：“当时，焕章(即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20多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北军做政治部部长的。当时我们有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就这样，23岁的邓小平同志，完成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次塞上之行。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来宁夏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1935年10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率领陕甘支队即红一方面军来到宁夏，途经宁夏南部六盘山区。红军的这次途经宁夏对宁夏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任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同志也随军第二次来到宁夏这块瑰丽的黄土地。每到一地，他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革命活动。10月7日，小平同志又随部队攀越了六盘山，10月19日，他随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县(现志丹县)吴旗镇。不久，在甘泉县下焉湾一带与红军第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1936年5月，邓小平同志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随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宁夏。这一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西征作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其战略目的是：打退蒋介石部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和加强红军力量，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打击马鸿逵部队，开拓宁夏革命局面，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子6月中旬进抵宁夏固原清水河畔，分驻七营、马莲窝子、吊嘴子、八营、双井子等地休整。红一军团军团部设在七营镇，邓小平副主任带着文书科的干部战士，住在离七营不远的吊堡子村一个四合院里。七营距马鸿宾的老巢固原城60余公里，是宁夏南北通道的一个战略要点。红军驻扎在这里，就隔断了马鸿宾与宁夏马鸿逵的联系。清水河西岸，和红军对峙的是国民党军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两军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双方的哨兵面对面站哨。这时候，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红军政治工作部门最突出的任务。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一个口号抵十颗子弹。”所以，一军团政治部无论是做群众工作、回民工作，还是做白军工作，都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尤其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更是作为政治部的重点工作去做。

　　军团部一进驻七营镇，政治部主任朱瑞和邓小平同志即指示军团战士剧社到处张贴和刷写“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让东北军举目就可以看到。夜深人静时，又让剧社的小演员们操着甜甜的童音，隔河给东北军送去《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声，并且喊话：“东北军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掉转枪口，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与此同时，政治部还印发大批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传单，不断地传递到东北军队伍中去。这样，两军渐渐地互相熟悉起来了，来往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亲密。朱、邓还几次带领部队涉过清水河，和东北军一起举行联欢。战士剧社的小演员们上台给东北军演出《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在台上高呼“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感动得东北军的官兵们在台下流泪，有的甚至放声痛哭。有效地实现了我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朱瑞和邓小平同志还多次与东北军进行谈判，并签定了停止冲突，互不侵犯的协约。有一次，胡宗南部队进攻红军，要东北军配合。东北军派人将胡部兵力、火力和战斗部署都告诉了红军。战斗打响后，东北军表面上是配合作战，实际上是朝天放枪，往山沟里开炮。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掉转炮口，向胡宗南的部队开火，帮助红军很快打垮了敌人进攻。战斗结束后，红军和东北军见面，互相称赞对方“打得好”。使得名义上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有些东北军官还在红军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投奔到红军部队中来，如建国后在北京卫戍区任过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就是在红军西征时从国民党军中起义过来的。在政治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红军广大指战员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实际行动，做了大量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分化，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

　　为了保护西征作战的顺利进行，西征红军在对东北军进行争取工作的同时，还针对宁夏是回民地区的特点，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红军在此期间制定了许多民族政策，散发了对回族工作的指示、宣言、布告、标语、口号、决定、训令、守则、纪律和注意事项，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回民工作中的指示》和以毛泽东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重要文件，使邓小平等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面对宁夏的军阀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专制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大量盘剥勒索人民，在思想上极力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灭回灭教”的现实，邓小平同志与政治部的其他同志深入实际，制定对策，在所属部队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和民族政策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回汉民族的联合与团结，发动回族群众反对国民党军阀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大力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回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从思想上提高了回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全面正确认识，并用红军的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化回族群众。

　　七营镇是回民聚居区。政治部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驻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不准提“猪”字；三、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土豪。还将在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贫苦回民。帮助回民组织自治政府，并在部队中开展尊重回民、帮助回民的“满缸水”等活动，回民称红军是“仁义之师”、“回民的军队”。回族群众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党，清水河畔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根据地。

　　在广泛宣传群众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以当时军队政治工作者特有的人格魅力和身先士卒的风范，在军民联谊和加强红军内部团结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8月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固原七营镇开会。晚上，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周年举办了军民联欢晚会。那天晚上，河滩上搭起了一个小台子，点燃的汽灯照得山镇的夜空格外明亮。部队首长与前来开会的干部、直属各分队的指战员，还有镇上的父老乡亲，有秩序地席地而坐，观看军团文艺宣传队的精彩表演。其间，直属队突然响起洪亮的号子“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曲，大家说要不要?”“要，要!”“好不好?”“好，好!”一呼百应，台下响起春雷般的回声。部队指战员，特别是新战士渴望听到邓小平同志唱法国歌，却又担心在专业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场合邓小平同志不会上台。但是，邓小平同志却乐哈哈地大步登上台。他还是那满口的四川口音：“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语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他润润嗓门，用法语给大家唱起了激昂的《马赛曲》。

　　当时环境很艰苦，为了便于行军转移，驻在七营镇的红军部队，身边都只带着三五天的粮食。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也经常要到30里外的山里，把粮食背出来，供生活所需。

　　一天，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接到命令，全体出发，到后方背粮。出发时，邓小平同志也匆匆赶来了。大家一见邓小平同志也要去山里背粮，纷纷嚷了起来：“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可是，一贯以身作则的邓小平同志，坚持要去背粮，他风趣地回答道：“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说着挤进了背粮队伍。

　　端午节到了，由于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加上驻地群众靠天吃饭，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红军指战员的生活就更苦了，伙房供应的总是高粱馍、腌萝卜。文书科有的战士嘴里无话，心里却巴望加个餐，变个味哩!邓小平同志猜透了大伙的心思，这天下午，他挤出时间，带着猎枪，到附近山里盯回来几只野鸽子，交给了伙房。开晚饭的时候，炊事员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分给文书科领饭菜的同志。可是战士们直摆手，纷纷抓过馍馍、腌萝卜，飞快转身而去，躲进文书科的小房里。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同志的通讯员端来两大碗野鸽子汤，要大家喝，但还是无人接，大家想到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日和干部战士一个样，过着馍馍加腌萝卜的苦日子，如今有了一点难得的野鸽子汤，该让他稍稍滋补一下身子，怎么还能去分享呢?正在这时，邓小平同志出现在文书科的房门口，他关切地望着推推让让的干部战士，亲切而风趣地说：“今日过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邓小平同志这种开朗的性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周围同志以及大的鼓舞。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和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以及随红二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切会面。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23日，邓小平同志和左权、聂荣臻同志在将台堡致电毛泽东同志，报告了会师情况。

　　10月24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将台堡召开了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党中央关于回民工作的政策。-听了邓小平同志生动的传达讲解，指战员们很受鼓舞，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一切听从中央的指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隐蔽地转移到打拉池、海原一带稍事休整。但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兵追击红军，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消灭，红军则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诱敌深入，逐次撤离宁夏的海原、同心及豫旺，向山城堡一带转移。邓小平同志也随军离开了宁夏地界，又去部署新的战斗了。

　　邓小平同志在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将部队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正如朱瑞同志在《自传》中写到的：“西征工作时代，在邓小平同志参加及协助之下，这是我在一军团工作改进和发展时代，也是我此后一个时期进步的基础。”同样，也是整个红一军团思想政治工作紧密配合频繁战事，取得很大成就的时期。

　　1964年3月9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第四次来到宁夏。与他同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

　　3月的塞上，还有几分寒意，但古城银川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早8时许，身着呢子中山装的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健步走下专列，兴致勃勃地分乘4辆轿车，由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第二书记李景林等同志陪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银川市容，看了玉皇阁、承天寺塔，最后一站到海宝塔。邓小平和彭真等同志围绕塔座，仔细观看了塔的造型，然后以海宝塔为背景合影留念。随即直赴宁夏宾馆南会议室。杨静仁等同志汇报了工作。听完汇报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宁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海固地区，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把宁夏建设好。邓小平同志等还挤出时间，在杨静仁办公室查看了宁夏贺兰山防空图，与杨静仁、李景林，宁夏军区政委江波，共同分析了贺兰山天然屏障和现有防空设施的特点，及在防空与未来战事中的重要意义。指示要进一步加强防空设施的配套与维护，保证一有情况，能派上用场。

　　午饭后，邓小平同志一行略加休整，到当日下午5时，又登上专列，离开了银川。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深切关注着宁夏的规划与发展。他老人家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于1983年3月2日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还特别强调“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小平同志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使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倍受鼓舞，加大改革力度，改变地区落后面貌，成了全区人民的共识，并为之而努力奋斗。针对宁夏地区资源较富饶，但开发程度低、相对贫困的特点，宁夏采取了既扬长，又避短，双腿行路，以求较快发展的路子。针对宁夏不沿边，不靠海，难以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困难，我们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群策群力，努力创造机会，立足宁夏，到沿海(沿边)地区以至境外，创办“窗口”企业，利用当地的综合优势“借船出海，引船入港”，扩大宁夏同沿海和海外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和合作，先后在美国、泰国、新加坡、俄罗斯、香港等地兴办了10余家境外企业，有160多种商品进入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宁夏创办了260多家三资企业。宁夏利用引进的国外资金、设备和技术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文卫项目，对一部分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由于科技含量的增加，使川区商品粮基地建设步入了新台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逐步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另一方面，加大了扶贫攻坚的力度。宁夏最大的劣势主要是贫困地区广大。全国的贫困县，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著名的“三西”贫困地区就包括宁夏的山区西海固8县。这8县占宁夏的半壁山河，人口和面积均约占全区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遵照小平同志指示精神，始终瞄准贫困县这一劣势，坚持不懈地开展扶贫攻坚战。从单纯依靠政府扶贫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从救济扶贫转变为依靠科技教育、增强造血功能的开发性扶贫。积极鼓励和扶持群众打井、打窖，大力发展山区节水农业；立足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建立支柱产业，开发拳头产品；开辟新的移民基地，推进易地扶贫开发；开拓山区外出劳务市场，引导农民走出荒山，寻找出路，增加收入；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增强山区经济实力。通过上述综合扶贫举措，使我区贫困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得温饱的农户已由10年前占全区农户的70%下降到了13%以下。我们有决心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区贫困地区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对宁夏的深切关注和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宁夏的建设与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邓小平同志在宁夏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对这一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给予的种种关怀与指导，是这位伟人再造中华辉煌之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他几次来宁夏留下的光辉业绩和高尚风范，已成为宁夏繁荣昌盛的精神动力。我们将时刻牢记邓小平同志对宁夏工作的一系列教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努力开拓宁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新的姿态胜利迈向21世纪。

　　《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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