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性调整与开拓

　　戴秉国

　　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20年来，我们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稳稳地驾驭社会主义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作为党的整个事业和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对外工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经过历史性调整与开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与活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是新型的政党外交，我们自己没有先例，外国党也没有这种经验。究竟怎么开展?靠的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他的政党外交思想的指引，靠的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文着重结合政党工作实践谈谈对邓小平政党外交思想的认识和体会，借以做好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

　　一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党的对外工作进行重大调整的理论依据和前提条件，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

　　我们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始终与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战略目标息息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的对外工作因而着眼争取各国共产党和友好人士对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建国初期，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和封锁的政策。为了打破孤立、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党十分注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往来与合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党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出现曲折，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深受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全局性“左”的路线影响下，党的对外工作也受到极大的损害，陷入困境，以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同我党保持关系的外国党屈指可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又总结历史，正视现实，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论断精辟地揭示了当今时代特征的本质，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正确阐明了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由于我们党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为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和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作为党的事业一部分的党的对外工作，作出符合时代和形势发展要求的战略性调整则成为历史的必然。在邓小平思想指引和中央的领导下，党的对外工作彻底摒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支左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等“左”的思想，实现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的重大转变，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始终不渝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①“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②这里说的“一切”当然包括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它的战略、方针、政策等都要服从于、服务于为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长期、良好的外部环境。

　　党的对外工作根本目标和任务的调整，赋予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更丰富的内涵。它一方面是我党自身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竞争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中，树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相适应的国际形象和威望；从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提高治党治国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外交统一于国家总的内外战略目标下，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遵循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积极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努力探索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新路子，逐步突破了过去在交往范围、形式和内容上的局限，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特点，生动活泼地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坚持以现时的外交斗争需要为己任，更着眼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以通过对各国政党和政治家的工作影响对华政策为重点，与政府外交相互配合，为国家关系的开拓、巩固和发展做积极的促进工作，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确保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政党外交已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

　　邓小平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一整套思想奠定了新时期我党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并将始终是我党据以处理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针。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③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党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的陆续恢复以及我党对外交往面不断扩展到世界各类政党，党与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原则基础上?这种关系的合作领域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了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曾长期未能处理好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都曾付出过沉重代价。我党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等错误倾向和做法进行过长期的坚决斗争，但在处理同其他党的关系时，也犯过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和评价国际共运是非的错误，教训也很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在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把党际关系放在我国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对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新型党际关系的完整思想，主要是：

　　(1)反对以一国一党的理论与实践来判断别国、别党和国际共运的是与非。邓小平在总结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与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④而我们过去的错误也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国际共运的是与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2)坚持各国党要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情。邓小平指出：“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才能取得成功。”一个党即使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往。”⑤在这一点上，不存在谁指挥谁，谁服从谁，谁依附于谁的问题。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⑥。

　　(3)强调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邓小平强调，“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⑦各国党要平等相处，必须互相尊重，“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⑧对于别国党和国家内部的事，不能随便评头品足，更不能横加干涉。他指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⑨

　　(4)主张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邓小平同志指出，考虑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⑩

　　(5)对历史遗留问题，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对于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邓小平主张不纠缠历史旧账，“过去的问题都一风吹”，(11)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关于党际关系的上述新思想，确立了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框架，是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的新的创造和发展。在此之前，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对政党关系都有一些闪烁着思想光辉的论述，但这样较为完整地论述政党关系还是第一次，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更是未曾有过。

　　邓小平的这些新思想为新时期我党提出正确处理同外国政党关系四项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四项原则中，“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完全平等”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作为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四项原则反映了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适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经受住了80年代以来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其他国际关系的准则相一致，以其鲜明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的赞赏和认同。

　　20年来，我党对外关系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证明邓小平关于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都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按邓小平政党关系思想处理同外国党的关系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

　　三

　　邓小平关于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为求同存异、广交朋友，打开政党工作的广阔天地，开拓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只要不同制度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一天，我们党对外交往就要坚持这一重要方针。

　　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各类政党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特点必然会对国家和政党交往的范围、目的、内容等产生影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过去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工作对象主要是与我意识形态相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没有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党交往的实践和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方针，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同发展中国家，也要同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党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大局出发，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2)这就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所谓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党际交往，是指彼此在尊重对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这一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中国外交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使我们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为我党与世界各类政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广交朋友、发展交流与合作关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从而有利于凋动和利用世界上一切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我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遏制和干扰。

　　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实行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指导方针不仅有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其客观根据：第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开放的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统一事业，需要国际同情与支持，需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建立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党普遍期望在和平中实现发展，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性质的政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涉及和平与发展这样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第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足够的分量”，对国际事务有独特的影响力，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党是一个卓有成效地领导着12亿人口大国、有着丰富治党治国经验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政党，都希望同中国党建立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把它视为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循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精神，我们党在70年代末与一些同我有分歧的共产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各类民族民主政党建立了往来。在此基础上，我党于80年代初开始同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建立联系。本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精神，着力寻找利益的汇合点，与它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80年代中期，我们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同西方发达国家中与我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中右政党进行接触和交流，为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我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多党制浪潮的冲击下，前苏东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形势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我党坚持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各党意愿的原则，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主动而又慎重稳妥地开展工作，使冷战后党的对外交往面非但没有萎缩，反而获得蓬蓬勃勃的发展。

　　经过20年的开拓，目前，我们党已同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以及许多未建交国家的政党为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党际交往新格局，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实践证明：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党际关系的方针，是一个广交朋友、争取外界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高明方针，应该也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四

　　党的十五大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为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坚持邓小平党际关系的思想，必须坚持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政党外交方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确立的这一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2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的丰富实践，并深刻分析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制定的。它重申了“四项原则”，强调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关系，首次声明政党交往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一方针不仅坚持而且发展了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进一步明确了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的目标、原则、对象和内容，为我们党开拓跨世纪对外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仍处于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呈现强劲势头，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面向新的世纪，各国都在做出自己的抉择，抢占战略的制高点。我国面临着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坚持邓小平政党关系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对外工作方针，做好跨世纪的政党外交工作，特别需要在以下一些方面下功夫：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对外工作为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服务。要始终把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长期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上，通过政党工作去促进我国的发展。

　　第二，必须坚持以促进国家关系为根本宗旨，切实贯彻党的十五大和中央的跨世纪外交战略部署，自觉地使政党外交同政府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外交紧密配合，着眼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全局，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好政党外交特有的作用和优势。

　　第三，必须在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一要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使党的对外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二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妥善处理党际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确保党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三要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与外国政党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务求实效，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际交往中的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国内建设多做实事。

　　第四，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外交思想为指导，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对国际形势和政党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尤其要发挥党际交往的优势，加强对关系我国发展战略和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情况和建议。

　　第五，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后的世界，包括政党关系中还会发生一些今天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像邓小平同志教导的那样，不墨守成规，善于在不断开拓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思路，推出新举措。

　　波澜壮阔的20世纪即将过去，充满希望的21世纪就要到来。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征途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为进一步开拓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五大为党的对外工作提出了更为完整明确的方针；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范围内政党在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政党政治的空前活跃、政党交流与合作意识的普遍增强，为我党发展跨世纪的对外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坚定地以邓小平理论和外交思想为指针，切实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发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进一步开拓政党外交的新局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11)1980年4月12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谈话。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作者单位：中央对外联络部)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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