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0年

　　1月1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里，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或者叫根本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因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家就不可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三件大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上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要求安定团结，不会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我们只有长期的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反对特殊化，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他还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的、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二十六日，邓小平在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谈到中央的人事安排时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二十八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他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二十九日，在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他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关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他指出：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我们要发扬民主，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二月二十九日的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3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在讲到部队训练问题时说：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这个要制度化。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讲话还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3月19日 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关于起草历史决议问题，他说：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在谈到长期规划问题时，他说：一个是能源，包括煤、电、油、水利、沼气、太阳能、风力。要全面进行研究、规划。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一个是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空运、港口、码头、货栈、飞机场，也包括邮电通讯。它们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三是机械工业。我们机床不少，工厂不少，就是技术水平落后。问题在于要进行改组，进行技术改造。四是农业。要讲经济效果，增加社队收入，使一些社队和农户首先富起来。现在农村情况很好，要继续抓下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一部分。

　　4月1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二部分，一篇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4月2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他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他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4月12日 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他说：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二部分。

　　4月15日 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 会见以总书记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两党的关系问题时，他说：我们一九五九年一起谈过。一九六五年也一起谈过。时间过得真快，一过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是曲折的十五年。有很多变化。我们有变化，国际形势、世界也都在变化，变得我们现在终于坐在一起了。整个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世界人民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4月21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三部分。

　　4月29日 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在回答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在回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问题时说：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欧洲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实践检验得出结论。

　　5月5日 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四部分。

　　5月21日 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他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产品积压，军工部门比民用部门更严重。过去说，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以军为主；现在看，以军为主的口号要取消。以后，军队需要的装备，由军事部门和机械工业部门签订合同，哪个工厂生产合适，就同哪个工厂订合同，签订合同以后，企业必须优先保证军队的需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军队不要的产品，就是企业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强迫军队接受。民用产品积压的问题必须解决，通过市场流通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他还说：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地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们还提出，我们的能源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现在看来，最近几年内速度快不了，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打基础上。在农业问题上，我们采取现在的政策，效果很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快。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他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这些建设要赶快着手，因为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拖下去，到“七五”、“八五”时发挥不了作用。

　　5月31日 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个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问题时，他说：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宣传不要过分，要准确地加以解释，其中包括内容和做法。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与党的关系时，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篇题为《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6月13日 在会见由瓦克曼校长率领的美国费城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 注【一九七九年九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改变当时文艺读物缺乏的状况，决定重新翻译出版长篇小说《飘》。此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引起一些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6月27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指出：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三部分。

　　7月11日 从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考察长江三峡。十二日，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到武汉后，召集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指出：修建三峡工程，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

　　7月16日 视察武汉钢铁公司。在参观刚投产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后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7月22日 在湖北十堰市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对“二汽”率先着手在全国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表示赞赏。他说：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8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在谈到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时，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在谈到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时，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相信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时，他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损失。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必须把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朽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他还指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几项重大改革，如修改宪法、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最后，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8月21日、23日 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等问题时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回答引进外资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说：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在回答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回答如何评价周恩来总理的问题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两次谈话的国内问题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8月22日 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他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他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一九八○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同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他指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必须取消。赞成试点，可以分步骤，但是不能慢。党委主要管党，这不是削弱党委领导，而是加强党委领导。其他改革，将来要做很多立法工作，要具体化。一大堆改革摆在我们面前，很迫切。

　　8月26日 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8月28日—9月12日 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举行。二十八日，邓小平致开幕词。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9月9日 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

　　9月14日 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界限，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的改革工作刚刚开始，试验证明，各个企业、各个生产单位必须有比较多的自主权，并且要有相互竞争，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改革，促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凡是试验了的都见效，而且效果比原来预想的好得多。改革就是要充分调动职工包括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和选拔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人才。通过改革，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吃“大锅饭”，就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干得不好一个样，没有比较，那有什么积极性？现在一比较、一竞争，就必然要淘汰一些落后部门。这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必须要像现在这样干才行。在谈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他指出：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

　　9月27日 在为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备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 十一月十二日，又在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批示：“原来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

　　9月29日 在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使实践中证明是有益的东西，在修改后的章程中得到反映。

　　10月9日 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一行。他说：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政策没有变，在继续贯彻。不过，我们要清醒地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量力而行。在这方面，原来我们的经验不够，同时，同外国商界合作必须充分估计我们自己的偿还能力。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心里想快，但实际受限制。也许稳步前进在实际上会更快一点。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我们这也是一种试验，因为香港地盘有限，发展余地不大。在谈到建设与积累的关系问题时，他说：过去我们的计划中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这些方面的投资少了。所谓骨头和肉的关系，骨头欠肉的账太多。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缩减，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个现在还办不到，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样搞基本建设，新企业计划缺门的东西、科学教育、住宅、人民生活方面的事情，就可以多花一点钱。

　　10月15日 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时说：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讲到我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采取什么方针时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在讲到部队的组成问题时说：过去我们设想过，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这个问题要提到我们日程上研究。在讲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这要求我们的军费维持现在的比例。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把钱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

　　10月25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首先谈了对《历史决议》讨论稿的修改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在谈到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说：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日用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所谓基本建设退够，就是积累所占的比例退够，用来增加消费。总之，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经济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搞扎实。在谈到改善党的领导时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利、任务、工作方式都要改善。从基层来说，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党员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要搞个工厂法，很好地规定各种关系。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个问题，我还在继续考虑。也请同志们好好考虑一下。要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时说：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这里包括对世界大战的估计问题。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四部分。

　　11月24日 会见由总书记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说：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自己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既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的结合取得胜利，那末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世界各国，拿欧洲来说，欧洲的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民自己来解决。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应该说，我们现在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障碍也就排除了。

　　12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的安定的方针。邓小平指出：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和法制教育。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要巩固经济改革已有的成绩。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和今年中央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文件，已经充分证明行之有效，要继续贯彻执行，大力落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方面。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在讲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讲到安定团结问题时，他指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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