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永远年轻 但我们怀有乡愁

卢嵘在黑龙江七台河煤矿井下采访一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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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凌(左二)在宁夏西海固采访大学生支教活动，与大学生一起参加劳动。

成功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爱心之家”采访艾滋孤儿。

　　李海鹏(右)和柴春芽(左)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平庄煤矿下矿井采访一线工人。

　　□李海鹏

　　2004，南方周末的记者依旧走南闯北，找寻真相，记录时代。一年，是一个美丽的断点。一年结束，行者总要整理行囊，收拾装束。于是，最辛酸的，最惊心的，摊开在眼前，一发而难收……

　　2004年2月，我在广州采访了一个跟《发条橙》的故事有点儿类似的事情，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的脑外科戒毒手术。在报道的结尾处我写道：“医院相信……这个吸毒者不会痴呆，不会疯癫，不会失去欣快的能力，也不会有其它任何不妥，他将成为良好的新人。”我的女朋友欣赏这个结尾，那段时间总是跟我开玩笑说，“再废话，就把你丫变成良好的新人！”她很明白，我在报道中语含讥讽。现在想来，那是我这一年里在记者工作中得到的仅有的轻松插曲。

　　其他的报道大多令人不快。由于哈尔滨120急救中心与机场高速路之间在收费问题上扯皮，杨桂珍失去了抢救的时间，死了。林福久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圣诞节当天被执行注射死刑时还大声喊冤。元月2日，因为谈恋爱，4名队员被中国乒乓球队开除。至于中国足球的那一连串体制和文化双重败坏的事件就更甭提了。有些悲剧不能催人泪下，却因其荒诞而更令人难以忍受。

　　遗憾的是，本来每篇报道都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当它们差不多“可以了”的时候，我就发稿了。由于做了天津市中心妇幼医院“人工盲童”的报道，“五一”之前我和新华社记者朱玉一起被邀请到安徽卫视《记者档案》去录了一段儿访谈。节目有40分钟，我没说什么话。其实我应该借机猛烈地抨击一下那家医院才是。年初时候我错过了探求一个大学生的复杂内心的机会。2月份，马加爵在逃亡途中曾主动联系《南方周末》，希望接受采访，被捕后也表达了同样愿望，我也曾因此准备启程前往海南，可惜最终还是错过了。

　　我只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杀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对于如何利用最老土的问题开启被采访者的心扉方面，我一向还算是有些心得。可惜的是，这一切只能在年终时想上一想而已。

　　大平矿难死了148个人，包头空难死了55个人。算下来，我这一年采访的死亡事件也不能算少。

　　这一年，没有任何采访让我如此印象深刻。我记得接受采访的一个22岁矿工的仓皇的神情。那是在一个午夜，在乡村公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他脸色苍白，声音尖利地问他的工友们：“咋？耀奎也死啦？松山也死啦？董战营也死啦？”

　　没错，都死了，148人。后来我和曹筠武分别回到北京、上海，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算过去了。

　　现在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了，它跟另外一篇没有刊发的报道有关。伍小峰在电话中特意叮嘱我，“写写你拒贿的事儿。”我想，他大概是喜欢这个事情的戏剧性。不过我倒是想，那篇报道没准儿以后还能见报呢，到时再加以记述不迟，这次说个大概就行了。

　　那是在11月上旬，我去采访一家著名的保健品公司，它非法集资，规模超大，我证据确凿，步步紧逼。该公司的董事长急得满头大汗，为了封口，非塞给我一个塑料袋不可，我打开一看，里面露出来一份意外：10万块现金。其后的智斗有些意思，可也不值得唠叨，我只简单陈述如下：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一份垃圾，因此除了拒收之外不做他想。

　　年末的时候，我因此成了南方报业集团的职业道德建设标兵。“标兵”的意思我没有具体考究过。我只知道自己的道德指数和本事指数都没变化，写不好稿子的时候，还是一样痛不欲生。

　　这一事件对我的影响远远不如嵩山余脉上的一个乡村，在这一年中，后者给我留下了最难忘记的印象。

　　10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曹筠武走在当地的一个山坡上，听到山谷里有个豫剧班在唱戏。我们走下山谷，问看戏的村民，附近有没有人在大平煤矿干活儿，他们反应木然。又问为什么唱戏，回答说，又有一家私人铝矿开窑了。事实就是如此：当日有人死去，有人演戏，有人发财，却没人感到一丝惊讶。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听到看到的一切：风过林梢，戏文在咿咿呀呀地唱，宛如细线在空中浮动；秋天的冷雨漫过了山梁，那恍若浮晃飘摇着的，正是我们百年多难的中原河山。

　　离开大平煤矿的时候，我和曹筠武告诉当地的新闻“接待”人员，如果有一天这里再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还会再回来，他没好气地问：“为什么还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