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在京召开“从清华路径到道义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会议设三场讨论：“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作用”、“战略信誉与主导国类型”和“国际规范变化与国际秩序转型”。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领导”把个人-国家-体系三个主要分析层次贯穿起来，因此三场讨论也依次展开，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
国内外近二十名学者参与研讨。他们大多肯定其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但在道义的定义与操作化、战略信誉的效用与成本、王道与霸道的优劣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何谓“道义”？中国应该主张何种“道义”？
学者们大多认为该理论将“道义”带回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是有意义创新，但对道义概念的定义尚存分歧。譬如，徐进认为该理论尚未对道义进行严格定义，故有关道义水平高低的评判标准模糊不清。此外，关于道义的来源与转化问题：决策者的道义认知如何获得？它又如何转化成国家层面可以被实践的道德原则？在领导人更替后，如何确保原有道义原则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延续性？第三，它的领导人类型划分标准还有待商榷。
对此，尹继武建议将道义划分为三类：基于意识形态的道义、基于利益的道义、基于文化的道义。而他的质疑主要在“同盟”跟“道义”的关系上。按照该理论逻辑，美国霸权虽然不讲道义，不是“王道”，但它信守承诺，故有较高战略信誉，因而其盟友数量远多于中国。但他认为，这里或许还存在一个时代与国际大环境的问题：在一战、二战等结盟盛行的时代，以盟友数量多少判断道义高低可能合理。但当前国际社会更稳定，安全供给更充足，故结盟不再那样流行。因此盟友之间的战略信誉不能跟道义划等号。
宋伟同意徐进的第一条批评并补充道，从逻辑上讲主导国性质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其次，在国际体系存在多权力中心时，秩序的产生、形成、变迁可能不同于该书所预设的“单一的权力中心”前提。
中国应该主张何种道义？对此，漆海霞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国际规范必须与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现行国际规范相兼容。聂文娟则认为，中国必须研判本世纪有可能形成哪些新的规范，然后才去行动去占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尤其需要借助制度平台传播新理念，推广新规范，扩大追随者阵营。
战略信誉真的越高越好？
学者们对战略信誉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在其成本、收益、风险上尚存分歧。张锋认为：既然战略信誉旨在帮助大国维护其同盟体系，而中国政府强调不结盟政策，那么中国是否还有必要、且有能力建立战略信誉呢？
周方银则指出：战略信誉并非多多益善，过多的战略信誉可能成为国家的负担，过多地强调战略信誉则有可能改变该理论的“现实主义”内核而变为“理想主义”。他承认，提高战略信誉的确有助于大国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但建立、维持信誉需要付出成本，故决策者需要计算成本-收益。其次，维护信誉也并非总是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国际和平。譬如，两个都讲信誉的敌对国家就难以达成妥协，反而激化冲突。再次，其效用还取决于国际环境：大家都守信，无信者受罚；大家都不守信，守信者则成宋襄公。因此，合理的战略信誉水平取决于国家追求的战略目标和国际环境的性质，尤其是他国对信誉的认知与实践。
杨原则强调坚持战略信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限制大国的行为自主性。而且，坚持战略信誉也未必总是大国在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王道”一定胜过“霸道”？
学者们认为该理论以“王-霸-强”三个概念对国际领导类型进行划分是有启发性的，但对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以及两者在政策实践中的实际效用存在质疑。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美国的“霸道”是在盟友和非盟有间实行双重标准，而中国则应该实行“王道”，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国。但高程认为，在当今无政府国际体系下，双重标准或许比王道更能激励他国追随霸权，而实行王道、扮演公正仲裁者的大国反而难以争取盟友。其次，古代王道建立在等级制-差序格局下，如果当代中国选择王道，那它如何兼容其与现行的主权平等原则？王道（公正、正义和文明）是否真比平等、民主和自由更有吸引力？中国在同美国争夺道义话语权时，道义是否会成为小国对中国进行利益勒索的借口？
张锋也强调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而即便中国真的施行“王道”，主动给周边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它们未必愿意接受（譬如明确批判“事大主义”的朝鲜）。
应以何种标准划分国家类型？
学者们肯定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以道义作为领导类型的划分标准，解释国家实力消长、国际体系转变；但认为其国家类型划分标准有待改进。刘丰指出，好的分类法应该做到穷尽（无遗漏）和互斥（无交集）。而该理论一方面声称根据实力大小把国家分成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但同时又隐含另一条亚标准，即国家实力的变化趋势与战略意图（如主导与崛起）。这种混淆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
会议伊始，主持人孙学峰便强调：本会不许相互吹捧，须以批评为主；因为只有客观、理性的学术批评才能辩出真知。阎学通总结时认为，会议最大的收获是，大家的批评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问题。因此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下，有可能聚集更多的学者，使“问题群”发展成“理论群”，从而为解释当前世界的新国际现象、预测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提供有用的新知识。
（文/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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