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美国数十年来“最有个性”的总统一旦走马上任，将如何影响美国、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势？5日到8日，阎学通、王缉思、时殷弘等八位中国顶尖国际问题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同预判“一个你可能完全陌生的美国和世界”。
以下是唐永胜的精彩演讲精编全文：（演讲标题：在变化的世界中实现国家安全）
（此次高级讲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出品。）
唐永胜：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到人民大学，和各位就变化的世界与国家安全这样一个题目进行交流，汇报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我也会尽量留出一些互动时间，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2016年局势发展让人印象深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美国大选及其结果使我们充分看到了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看到了美国的社会深刻的裂痕，欧洲发生的英国脱欧，包括恐怖势力猖獗等一系列变故，也使人们感觉到不像过去的欧洲。2016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如果过几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可能会意识到这一年确实是不同寻常，这意味着国际体系确实处在深刻的变迁之中，而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国际竞争强度不仅没有减弱，可能反而更加激烈，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明显表现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国家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不仅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更要将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这点如果我们做得越好，我们民族复兴、国家安全就能有更好保障。
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有所研究，并且我们的体会可能也是会大致相似，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国家面临的安全上的压力或者遇到的困难总体上明显增加。随着我们国家与外部世界进入深度互动的阶段，我们面临的困难总体也在增加，虽然我们的实力上升得非常快，但是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也有所增多。尤其这几年，包括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发生的围绕黄岩岛问题的争端，中日之间又有钓鱼岛矛盾的升级，甚至到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非常猖獗，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大困难。除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摩擦增加，中美关系也更加紧张。美国这些年一直在中国周边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基本情况，美国由此在军事上强化了对中国的压力，挑动周边国家蚕食中国、挑衅中国，这个动作一直没有间断。几年前美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设计了“空海一体战”，提出了要从海上和空中对中国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的作战思想，后来由于这个设想确实太直白，并且也没有顾及到美国各军种相互间的关系和利益，所以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叫做“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但是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主要对象就是针对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和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有一个定期交流，或者我们去，或者他们来，每年都在进行，交流中我曾经问到：“你们的战略设想针对的对象到底是哪个国家？”他们就说，当然是中国，这个非常明确，他们也不避讳。实际情况是不仅有这些大的战略设想，还有更加精巧的战略设计。比如说美国提出了一种海上战，这种战略是介于和平和全面战争之间的一种作战样式，设想在第一岛链之内对中国实施有限军事打击，拦截中国的商船，控制航线，用小型导弹艇袭击中国海上的油气设施。这个也是针对性非常强的一个作战构想，并且作战时有很大灵活性，既能够发挥美军优势，还没有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又能对中国造成破坏。这个设想若付诸实践，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因为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越来越大，如果把中国这些航道和商船控制住的话，中国经济甚至会陷入瘫痪。世界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国家也在民族复兴过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安全问题发生了刚才我说的更加趋紧的趋势。
如果说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加紧防范我们还可以理解；日本看到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戒心非常强也可以理解的话；像菲律宾、越南这些小的国家在不断地挑衅中国，蚕食中国的权益，这个按照一般的道理就不好理解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中国维护安全也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崛起大国必然会遇到的安全困境，就是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进一步引申到我们周边的周边安全陷阱。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我们国力虽然不断增强，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安全上的压力和问题也会与日俱增，这个时候是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筹划国家安全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的话，就能比较顺利地渡过这个关口，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处置不当也会使安全受到很大的损害，甚至是崛起进程夭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说机遇和风险确实是并存的。所以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注重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理解中央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制订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确实是具有非常重要、非常深远的意义。今天我们确实能感觉到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体。我记得约瑟夫奈讲他对安全的认识，他说“安全就像空气，当空气存在的时候，人们不会感到它的重要，而当空气不存在时，其他的一切也都顾不上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变化的形势下来思考中国的安全问题，确实有它的必要性，不能等到呼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才想到空气的重要。
今天向各位汇报两个问题，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理论和战略创新。二、顺势而为，谋求国家安全。
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理论和战略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局势发展变化可以说是迅速而深刻，包括恐怖主义这种威胁的扩散，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以及乌克兰危机及其带来的欧洲地缘关系的深刻调整，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及其起伏，在美国、欧洲国家普遍发生了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中东局势的动荡，英国脱欧及特朗普当选等许多重大事件可以说是相互作用，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这种国际体系变迁已经成为重大的战略命题，可以说是为各国带来了空前机遇也带来了空前挑战。对于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于这种国际体系的变迁，许多研究者和战略家都试图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不仅是这几年，从冷战结束以来，对国际体系演变的研究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很多解释的范式，不同的理论，比如说这里就可以提出这么多：“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一超多强”“又一个美国世纪”“全球化时代”“中美共治”“后美国世界”等等，甚至理论上还有“后理论时代”等等，都试图从不同视角解释我们面临的国际体系的变化。客观来说，这些理论和解释都有很强的解释力，都能从不同角度对今天国际体系发生的变化做出恰当的解释，但是如果想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对这个世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看法就非常难，会有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我们今天学习不同的理论和流派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觉杂乱无章，很难拼凑在一起，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杂乱无章本身所体现的某种复杂的逻辑，就是对国际局势一种不可忽视的认识途径，因为我也得不到一个解释，后来意识到是不是就是这样杂乱无章的复杂世界反映的就是今天的现实，也就是多维的世界需要从多维视角来认识和体会。不少年来，尤其冷战结束以来，近几年来，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到处充满着动荡、冲突和矛盾，但又保持总体上的平衡，总体上的稳定，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系统效应空前突出，可能有同志看《系统效应》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感觉从中反映的复杂逻辑、系统思维，对今天理解国际体系的演变是一个必需的视角。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会体会到这个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约束会越来越强，这种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强。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世界范围，几乎在各个地区，面对的是生存发展与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制度与无序失范、光明富裕与黑暗贫困、理想希望与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冲击人们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我们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方法越来越难以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这是我一个感受，也就是国际体系的演变进入了这么一个重要时期。
另外，与这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就是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重要的战略调整，使得大国关系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战略博弈时期，前面讲到了国际体系的深刻演变这么一个时期，另外如果归纳今天的国际局势的话，我想就是这一点，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重要的战略调整，使得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博弈期。面对这么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主要国家心里都没有底，所以说要尽量提升自身维护安全的能力，所以在进行战略调整。在这个阶段，虽然国家间联系在不断增强，但是竞争也在加剧，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在这个时期里，大国之间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十分激烈，正是这么两个重要的时期，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也进入到攻坚期，这三个时期正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重叠在一起，变革的中国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此进入到深度互动的关键阶段。中国越是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也就越接近国际斗争的中心。我这么讲，看看大家同意不同意，这里有一组数据，199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7%，日本的15%左右，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相当于美国的49%，发展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美国的65%左右，是日本的2倍还要多一点，所以说发展的变化非常快，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也要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统计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2014年底的时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当然这是统计口径不同，统计方法不同，得出来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说，说明了中国实力的增强，所以李克强总理曾经讲，外国有些人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总有被忽悠的感觉。当然确实是这样，不同统计方法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是很多外国人不这么看，前些天我们接待了一个法国代表团，其中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非常著名，也是一位汉学家，多少年的朋友。他说他不这么看，他说：“外国人忽悠中国，感觉不是这样，我的印象中经常被中国人忽悠。”他是汉学家，他对这个词理解非常准。二十年前我们在巴黎开会，当时我在那儿学习，中午休息的时候想找一家餐馆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找到了，最后做的菜很不地道，今天再到这条街上去，几乎被中国人、被浙江人占领。他说巴黎人并不知道中国浙江人用什么办法把这条街给忽悠走了，这是一条横贯大半个巴黎的街。所以在他看来，中国和世界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关系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对于中国这种变化，可能美国人更有紧迫感，好多人也反映了这么一个思想，说中国梦来势汹汹，必须高度防范，必须实现美国梦，美国才能继续领导世界。这是在公开场合我们能感受到的美国人的这样一种紧迫感，所以我想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就是今天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在世界更加密切的互动中得以实现，所以中央强调，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探索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争霸的和平崛起，要破解国强必霸的规律，切实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我想这个认识还是非常清醒的，也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一个总的指向和要求。要走出这样一条安全道路，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可以有很多，如果我们要列举的话，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争霸的和平崛起道路谈何容易，可能要具备很多条件，但是我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相对有利的安全环境，二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安全战略。历史证明，即使这样两个条件，实际上也很难同时满足，对后崛起的大国尤其是这样，历史上反复有一些典型案例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德国。德国的情况确实非常典型，成为今天我们思考大国崛起也是思考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参考。历史上德国的安全战略选择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德国在这一过程中的教训不说最深刻，也是非常深刻。德国处在欧洲中部位置，是个天生的被包围的国家，并且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7、18世纪两百多年时间里，处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政权最多的时候，在德意志土地上曾经有1789个独立政权，这个国家和民族是高度分散的。恩格斯有一篇文章叫《德国现状》，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德国的情况，他说“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种相互独立的政权层层设立关卡，商品出不去，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这个民族想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尸骸的力量都没有”。诗人歌德也有这么一句话描述当时的德国“一提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各个可贵，但是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确实是这样，德意志这个民族产生了非常多的伟大人物，一些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马克思、恩格斯、克劳塞维茨、爱因斯坦等等都是德意志人，但是就是这样的民族，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况。这种情况到了1862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转机，是俾斯麦开始担任普鲁士首相。很多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俾斯麦先后发动了三场战争，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迅速实现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随后又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俾斯麦这个人以铁腕著称，但是对外关系上又尽力避免采取四面出击政策，维护了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平衡，所以说为德国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比较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是怎么做到与周边国家的平衡的？非常巧妙，主要是三个办法，第一是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统一的德国没有包括奥地利，保持了奥地利的独立，使得在德国和俄国之间有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国。如果要用武力解决奥地利问题，谁统一谁还不一定，因为奥地利实力也比较强，打的结果不确定，所以走的是一条小德意志路线。第二个办法是自我节制，没有实行全球政治和全球扩张，紧紧地把德国力量限制在欧陆范围，这样就没有激起英国的反弹。第三个办法是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安全网络，通过不同协约和协定、条约，和周边国家形成了复杂的安全上的联系，一环压一环，一环套一环，使得德国处在这些条约和战略安排的最核心位置，同时又极大孤立了德国在陆地上的主要对手法国。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为德国争取到了三十年左右的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但是好景不长，俾斯麦的继任者威廉二世和后来的希特勒没有顾及德国基本的外部环境，轻率地改行了挑战欧洲、挑战世界的冒险政策，到处扩张，最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归于失败，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所以从俾斯麦的战略设计和他的继任者的战略选择，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战略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样身处一个险恶的安全环境，但是不同的战略选择对一个国家来说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而俾斯麦是一位战略思维超前的人物，越了当时绝大多数战略家、政治家的思维，所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战略家，基辛格评价他为悲剧性人物，为什么是悲剧性人物？在基辛格看来，时运不济，悲剧的产生不在于俾斯麦个人的失误，恰恰相反，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深刻，他的继任者在智力上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战略初衷。这个评价很尖刻，但是确实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安全环境和今天相比，可能是更加严峻，即使是一个好的战略设计，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也很难有条件继续执行下去，很难长期坚持。
所以说研究德国的情况，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的安全问题可能确实有帮助，因为在今天，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有人愿意把今天的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相对比，认为这两个国家行为方式比较相似。当时的德国挑战了英国的霸权，今天中国也一定会挑战美国的霸权。简单概括来说，这没有考虑到时代条件的变化，把过去死的历史当成今天活的现实了。这种时代条件的变化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讲到国际体系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或者是一个时代性特点，大国之间确实有竞争，但是相互之间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在增多，还必须进行合作，所以说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今天大国关系的基本挑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相应有利的时代条件。中国想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崛起的立场从来也没有动摇过，这点我想是我们国家战略文化传统的必然延伸，也是适应今天国际条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要想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确实需要理论创新，需要战略创新，要适应今天的历史条件。前面我讲到了这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系统效应，我们就要有能力认识这种复杂性，适应这种复杂性，还要运用好这种复杂，才能够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道路。如果更进一步说，国际局势的复杂，这种系统效应，如何来解释今天出现的这些所谓意外，所谓“黑天鹅”事件，这是否意味着国际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种饱和状态，或者是一种超载状态。
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从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推进自由经济政策，可以说将近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很大成功，才有了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才有整个西方的强势巩固和延续。但是发展到2008年，过去的这些自由经济的设计和制度安排已经走到了尽头。当金融资本把盈利的目光盯向了那些没有能力还贷的阶层的时候，发明了所谓次级贷款的时候，整个这套设计已经走到了尽头、极限，所以才爆发了影响持续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安排已经不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不仅在经济上，在安全、军事层面上也是如此，即使用军事手段能够解决伊拉克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摆平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快刀斩不断乱麻。在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更不要说文化思想领域，原有的国际体系的制度安排已经处在饱和状态，换句话说处在超载状态，千疮百孔但是还要继续前行。美国离不开这个体系，中国也离不开这个体系，其他国家也离不开这个体系，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列车，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今天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去旧有的理解国际政治的逻辑和新出现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想这就是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必需的一个视角。过去的老逻辑，资本扩张的老逻辑，权力政治的老逻辑，地缘竞争的逻辑等等，包括核威慑条件下的恐怖平衡，这些老的逻辑还在发挥作用。但是新的现实在不断出现，它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包括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多，非国家角色作用的增强等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也就是说过去的老逻辑和新的现实这些众多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要对它进行深刻认识，这对我们研究国际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怎么认识它、把握它，难度确实是空前的。我还查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当时他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和我们今天同样的感受，他说“怎样认识这样的理解呢？谁要建立体系，它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些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进行幻想、玄想”，他进一步说“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做综合性的研究可能才对当时的世界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今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确实需要理论的创新，需要战略的创新，这个可能需要我们一代人的思考，需要战略研究者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国际体系处在这么一个阶段，老逻辑和新鲜事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可能也要适应这样的变化。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来恰恰我们只使用了表面的形式，深入的研究确实比较欠缺，无论是西方理论界还是中国的理论界，可能都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面对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我们的理论研究做解析的工作比较多，做具体化的分析比较多，做局部的分析比较多。西方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甚至我们从西方学习过来的一些理论、借鉴的一些理论也是这样的，我这么讲可能大打击面太大，但是我确实有这样的感受。梁启超先生曾经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启蒙期，第二是全盛期，第三是退变期，第四是衰落期。启蒙期就是一个理论处于出生阶段；到了全盛期，主要的一些大的解释，主要的理论，主要的、关键性的人物都出现了，使得这个研究空前活跃，空前繁荣；之后就到了退变期，最后再到衰落期。以此来衡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战略研究理论都是极其符合的。我们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理论，虽然不能简单地断定已经进入到退变期，但是确实有许多颓废期的特点，按照梁先生的说法，在这个颓废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前人已经把重要的研究内容解释得很好、研究到位了，“然而学者的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做窄而深的研究，或取之研究方法应用于别的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现了”。就是说学者、研究者的聪明才智总要发挥出来，但是总是要取出过去局部的问题做越来越窄、越来越深的研究，或者将原来的方法运用到其他方面，于是不同的派别、越来越小的派别就出现了。将这个描述的情况对照今天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包括战略问题研究确实有这个颓废期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能够适应今天世界的变化，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一些大的理论，因为世界在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但是目前我认为还没有做到。“甚至我们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甚至出现一些盲目追随，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原有的缺陷，甚至我们有些学生也好，有些老师也好，自己也愿意自我限制在一个理论的孤岛之上”。这是代森讲的话，我想这种状况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对于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可能还是不相符。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问题研究、战略问题研究，可能面临着空前的机遇，需要有战略创新，才能够适应世界发展的需要，适应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能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确实要形成一些更具解释力的规律性认识，提升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战略问题研究的水平，这是我要汇报的第一个大问题。
二、顺势而为，谋求国家安全
主要讲四点：
第一，统筹兼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今天中国面对的安全问题确实越来越多，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内部安全、外部安全问题也不断出现，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过去讲到安全，我们主要指军事领域，今天讲安全，范围越来越大。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十一个领域，后来又有一些拓展，包括太空、深海、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面对这样的局面，统筹兼顾就是驾驭全球、应对复杂局面的一个基本办法，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时间关系我也不可能讲太多，只讲三个方面的统筹。当前尤其要注重，一是既要立足国内又要放眼国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是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可能，与时俱进把握有所作为和战略规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实力在迅速发展，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我们并不是无所不能。我们要把握机遇，有所作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又要尽可能避免犯大的不可挽回的战略失误。注意战略回避，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做，包括有些人建议要使我们的力量尽快超越第二岛链，我认为当前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不适当的一个做法。三是既要重视发展又要重视安全，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是整个民族复兴的两个重要支柱，其中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这个关系要处理好，两者不能偏废。我理解中央的一些考虑就是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并且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能力，有效解决安全上的难题，维护国家利益。我感觉这个思想非常非常重要，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能力，解决安全难题，这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周边安全是个战略难题，不是一个难题，是一系列难题。前面提到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挑战增多，无论是南海、东海，包括台海方向、朝鲜半岛都是这样，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怎么处理这样的现象，总体上来看，是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变得突出出来。因为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未来一旦中国崛起了，它再想捞到什么就越来越难，所以现在是能捞多少捞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出现了一种战略躁动，现在不下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加上美国的挑拨，周边局势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周边国家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过去我们实力不济造成的，总体上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这个与俄罗斯不太相同，俄罗斯和日本之间有北方四岛的争端。当时是二战已经结束，但是千岛群岛的战斗还在继续，为了夺回北方四岛，苏联军队牺牲了1500人，所以普京讲，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才夺回了这四个岛屿，凭什么还给你？中国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钓鱼岛和北方四岛确实不同。当时也是在二战后期，美国为了攻占日本本土，在冲绳一带仗打得非常惨烈，大家看过的电影《血战钢锯岭》就是那个时期的故事。当时日本抵抗非常激烈，美军最多的时候一天牺牲900多人，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实力，也派出军队参加攻占冲绳的战斗，不仅钓鱼岛是我们的，冲绳也接管了。我这么讲就是指出中国周边问题的来源，这确实是属于过去历史遗留到今天，在今天中国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反而变得突出的一个问题，但是它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信心把它解决好。所以我们如何做好经略周边的工作，我认为就是不断积累和充分发挥亚洲核心国家优势，适应和利用地区局势复杂化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手段，加大经略周边力度，为和平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这里提到的是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优势，过去有一种说法，现在也是这样，好多人认为我们周边国家非常多，是我们地缘上的劣势。这种周边国家多，是劣势还是优势实际是有条件的，当一个国家实力衰败的时候，周边国家多当然是劣势，这些国家会不断蚕食你，不断骚扰你，但是当你实力在迅速上升，你就越来越有条件把过去的劣势转变为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你工作做得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我不能验证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找到史料，就是说80年代，菲律宾总统见到邓小平，讲到了南海上的这些岛礁，他说至少在地理上这些岛礁离菲律宾很近。邓小平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很近。我想这是一个客观认识，中国的块头这么大，发展这么迅速，对周边的影响辐射、渗透作用会越来越充分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的战略优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杜特尔特的转向，这是识时务的一种转向，是迫于中国的压力和渗透力的转向。当我们的影响力越过了台湾岛的时候，台独的气焰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当我们这种优势超越了第一岛链的时候，周边这些难题更有条件得到顺利解决。所以周边问题必须放在崛起进程中加以考虑，加以解决。包括对日政策，我们要有自信，也要有办法，不能只凭感觉，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对日关系的着力点千万不能仅仅限于岛屿争端，要有更长远、更全面的考虑，我们至少应该做到像老一辈领袖那样，做到他们那种战略胸怀。我专门查了这么一段话，当时在50年代，毛主席接见日本一个民间代表团，他谈了一段话，当时他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是这样的，他说“中日两国是两个伟大的民族，过去的旧账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制度不同也不妨碍我们相互尊重，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主要是将来的问题，要根据人民的利益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是竭力做日本人民的工作，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这个政策得到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欢迎。所以我们怎么来思考今天的中日关系，许多研究已经揭示了日本民族的两面性特点，大家肯定看过《菊与刀》，也看过戴季陶的《日本论》，这两本书虽然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书了，但是对于我们理解日本问题可能还是最基本的两个红线，后来的研究好像超过这两本的确实不多。揭示了日本民族既勇敢又怯懦，既驯服又不受摆布的方面。随着日本发展，日本民族不仅是两面性，他的多面性也表现出来，我们对日政策不能仅仅盯住它的一个方面，要做的空间非常大，包括日美同盟有天生的缺陷。日本有一个防卫研究所，和我们战略调研部也有交流，无论中日关系多么紧张，这个交流一直在进行。在交流中我就提到了日本过于倚重日美同盟的缺陷，我说这是一个战略缺陷。我提出来以后日本人很不高兴，说这是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我说不是挑拨，我说的还是很实在的，一个过于倚重日美同盟的日本就得不到亚洲的支持和亚洲的理解，得不到亚洲的理解和支持，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就没有基础，甚至和你的战略是背道而驰的，我这么讲他们也赞同。
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我前面讲了它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约束以及各种内在逻辑，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谁也控制不了一个国家，你对周边国家想完全控制是做不到的，美国也做不到。我们有些人看到周边哪些国家与美国发展关系就恨得咬牙切齿，网上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又没有办法，我想这样不行，对日本也是这样，对缅甸也是一样，要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对它的渗透力、影响力会自动发挥作用。李敦白是美国人，1944-1979年一直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有非常好的了解。在其回忆录中提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跟毛主席表示柬埔寨坚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有什么要求，柬埔寨坚决照办。毛主席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这样对柬埔寨这样的小国不好，柬埔寨完全不要倒向一个方向，可以是每个礼拜一三五骂中国，二四六骂美国，这样两边都会给你好处”。我想这个就是认识的穿透力，一个伟人的胸怀。今天实际情况更是这样，小国的生存权力比过去有了更好的保障，今天小国基本上不存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大国之间更有条件寻找一种平衡，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个条件，只要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周边国家会更多地和你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些更棘手问题，包括具体的岛礁争端，包括南海问题，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包括在南海，我们的战略存在得到了空前加强，过去是什么状况，今天是什么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见到我们，有时候讲扩大了两千倍，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么重要的进展，包括南海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但是另一方面，确实这些岛屿争端都涉及到各自的重大关切，一时还没有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说我们更要把前面我提到的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在解决这些争端问题上，军事手段还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在南海问题的发展进程中，实际还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1974年的西沙之战，另外就是1988年的314海战，没有这两次海战，我们在整个南海的地位无从谈起。西沙之战我们控制了西沙群岛、中沙群岛，314海战我们控制了南海的几个岛礁，才有了今天我们的战略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时机也是稍纵即逝，每个都是非常关键的节点，1975年越南就统一了；1988年没有这个，后面就有八九，整个形势就推进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的运用还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存在不存在，我想如果哪个国家要用武力挑衅中国的核心关切的话，对其武力惩罚是理所当然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扔靴子理论，住在楼下的老先生必须等到楼上的这位年轻人把第二只靴子扔到地板上之后才能睡好觉。今天我想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实力在增长，军事实力也在增强，就相当于把第一个靴子扔到了地板上，但是周边国家感觉到了中国实力的强大，它只有越来越恐惧，所以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更加泛滥。如果对那些武力挑衅中国核心关切的行动做出军事上的惩罚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第二只靴子扔到了地板上。从反面破解中国威胁论，原来中国的武力运用是运用在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上，并不是向美国挑衅，挑战美国的霸权，也不是为了谋求地区霸权，反而可能起到了中医拔毒的效果，这个也是我的体会。
第二，坚持底线思维，争取战略主动。没有底线思维，往往就没有战略主动，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应对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应该从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超前谋划，做好应对准备，争取做好结果，这也是一个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考虑的方面。对于那些重大安全问题，确实需要具有底线思维，比如说台湾问题，推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准，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不可能想象大陆允许台湾分离出去还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所以说对待台湾问题，对待台海局势，要看到这么多年我们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别的不提，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实力对比，2000年大陆是台湾的3.8倍，2007年是8倍，2015年是20.3倍，我们已经有五个省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台湾，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使是今天在台湾进行民调，愿意统一的人数很少，但是今天这个统一的含义和过去的民调时候的统一含义是不一样的，过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今天讲的统一是大陆要统一，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含义都不一样了，要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即使是蔡英文再怎么样，她也要面对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变化。另外一个方面，不仅要做好融合工作，大陆和台湾的融合；还要做好胁迫的工作，简单概括就是如果台湾愿意和大陆融合的话，台湾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不愿意融合，我就胁迫你，不跟我走也不行。所以说在讨论中，有人问我们对台的基本考虑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不断缩小台湾在整个亚太安全结构中的战略价值，降低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说它的重要性越大越好，而是它的重要性越下降越好。这种战略价值的下降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达到，如通过大陆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来达到，通过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作用的上升达到，通过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全球各个地方协调的增加来达到，通过加强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文化联系来达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是手段，文化是手段，武力胁迫也是手段，只要大陆坚持不懈，持续做工作，台湾讨价还价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就会越来越成熟，就会牢牢地把台海局势控在手里。
讲到底线思维，中美关系是一个大事，全国上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现在一开国际问题研讨，讲特朗普的很多，讲中美关系的很多，这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央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我引用一句，中国没有把美国搞掉的念头，但是美国有人想把中国搞掉也不那么容易，既然都搞不掉，那就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合作共赢好。这是我听到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也就是说对美关系我们要有战略自信，但是还要避免另外一种倾向，在今天局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出现一些混乱，方向不明的情况下，还是要避免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对美关系还要立足于长远。我这么讲还是有依据的，过去一个阶段，我们一些专家包括一些部门过于看重美国在过去十多年所犯的战略错误和遇到的战略困难，过于看重美国进行战略收缩，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精力和财力对付中国，我想还是应该看到问题的另外的方面就是美国有比较强的战略调整能力，它的战略筹划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在第一个问题中讲到了这种战略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筹划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特朗普可能是一个特例，但是美国进行战略筹划我们不能低估，即使在特朗普时期，我们要从困难之处着眼，否则就会吃大亏，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美国建国时间只有两百多年，也就240年多一点，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从过去十三个州、面积三十几万平方公里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它的战略筹谋。我概括一下就是先有百年聚集力量，后有百年争霸天下，效率非常高。它的战略筹划特点可以归纳出很多，但是我看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一是收放得体，善于把握时机。就像它的总统罗斯福讲的，美国是世界政治橄榄球赛场上的替补队员，他总是坐在后排等到双方拼杀得精疲力尽时才上场收拾残局。确实是这样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等参战各方已经拼杀到无以为济的时候他才参战，最后收取了最大的利益。第二个特点就是战略纠错能力比较强，这点尤其重要，虽然它有珍珠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反恐战争的失败，但是它毕竟还是能够改正错误，尤其在和主要战略对手较量中还没有失过手，无论是原来的英国、德国、日本，后来的苏联，都败在它的手下。越南战争它也是打了十年，陷在战争的泥潭中拔不出来，当他意识到打不赢的时候，还是撤出了军队，撤出军队之后就改变了对外政策，改变了对苏联的政策。过去和苏联是全面争斗，全面对抗，越战之后，80年代初开始演变成了主导战略。当时里根上台，改变了对苏联的政策。还有另外两个人，就是凯西，他是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接受里根的邀请，这个局长唯一的条件就是随时能够进入到总统办公室和总统进行交流，因为他要发挥作用。这个人非常狡猾，有犀利的大脑，但是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咬字不清，所以里根总统跟别人讲，我跟凯西通电话不用加密，因为别人听不懂。里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耳朵不灵，就是这么两个人制订了对苏联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这么几点，援助波兰的团结公会，使得苏东反抗力量得以在它的心脏地区生存，整个苏东剧变是从波兰开始的，团结公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还有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鼓励抵抗力量尽可能把战火烧到苏联境内。当时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实际上就拖累了整个苏联的实力。甚至有人讲阿富汗战争是压死苏联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情况下和中国联合，降低石油价格，鼓励沙特阿拉伯这些海湾国家打开石油龙头，大量生产出口原油。1981年的时候，一桶原油36美元，到了1986年的时候，一桶原油价格降到了8美元，苏联失去了硬通货来源，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另外还有限制向苏联技术进口，动摇苏联领导人的决心等等，实际上进行了一场战略心理战，使得苏联领导人自身都不相信他的政策是有效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绝对是一盘大棋，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和苏联展开了一个持久的较量，最后不战而胜，获取了胜利。所以我讲，美国总体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今天他也在进行战略调整，虽然特朗普上台后这个战略调整向哪里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一定是它的一个关切对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对我们的战略压力，这点我们必须做到。所以说，美国是我们必须长期打交道的一个对手。
说到对美关系，提到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讲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宣传，我理解绝对不是。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中央确立的一个对美的基本认识，一个基本的政策，它的要义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战略博弈，目的是要在斗争、合作与周旋中获得主动，保持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对美绝对不是处在无所作为和必须拼死一搏的两个极端选择中，我们的选择空间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为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是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大国关系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要照应到这个特征、顺应这个特征，才能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的战略家看到了这一点，美国的顶尖战略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基辛格讲，中国和美国为什么必须加强协调，为什么彼此需要，是因为两国都太大，不可能被别人所主导，两国太特殊，不可能被别人转化，中国想改变美国做不到，美国想改变中国也做不到，太相互依赖，承受不了彼此的孤立。我想这是对中美关系一个非常基础的认识，大家也看到了，基辛格已经93岁了，马上94岁了，但是这些年还是非常活跃，每年都来中国，和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也有过一次学术交流，交流中我请教他我说你这么讲中美关系，是不是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界定它的边界条件？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哈哈笑，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战略研究或者说战略筹划的本质是要在于揭示问题的本源。但是有的时候，比揭示这个问题本源更重要的是要界定这个问题的边界。这对我们确实有启发，我们思考一个国际问题和战略问题，确实要注意到它的边界，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都要在现实中施展他的才华，中美关系无论我们怎么来认识，要在特定的中美关系的利益联系的阶段性特点中寻找答案。
第三，适应复杂局势，推进积极安全。中央也讲当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是同时也强调越是在这样一个关键发展阶段越是要保持战略清醒，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出现大的战略失误，同时要求要善于在国际变局中把握机会，积极争取战略主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世界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中国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增大，可以利用的矛盾在增多，也更有条件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说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空间、更多机会，今天虽然被中东局势有所掩盖，但是乌克兰问题还会持续发酵。这个危机说明美俄之间的矛盾难以简单化解，危机后果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消化。这对于欧洲、俄罗斯和美国都是一个战略拖累和战略包袱，实际这也是美国在为他过去的战略失误付出代价。乔治凯南大家都知道，是冷战首创者，曾经是美国驻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是他向美国政府建议对苏联展开冷战，就是这个人在90年代后期去世前不久，他批评美国政府说北约东扩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不能把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往墙角逼，否则就会后患无穷，今天他的这个提醒和批评应验了。美国把俄罗斯这些年确实挤压得够呛，包括北约东扩现在还在进行，2016年黑山宣布加入了北约，还在东扩，普京也让奥巴马非常难看，这种地缘争夺的序幕一旦开启，就有它自身的逻辑，所以说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确实可以缓解中国的压力。除了东欧，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存在着我们可以发挥作用、可以利用矛盾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东，中东局势高度复杂，出现动荡是一个正常现象，平定下来反而不可能，这是一个乱局。有一次讨论中东局势的时候我讲到这个乱局和复杂性，他说这个乱局你怎么给解释一下，不能光说它乱，怎么理解这个乱局，理解这个乱局从这几个方面可以把它概括为“123456”。1是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叫做巴勒斯坦，一共2.64万平方公里，根据联合国1948年决议，其中的1.15万划给巴勒斯坦，另外1.49万平方公里划给新成立的以色列，自从有了这个决议，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巴以之间的领土争端就没有平息过。2是是两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发展出两个重要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到现在有1800万，600万生活在以色列，600万生活在美国，还有600万生活在世界说很多国家 。另外一个是阿拉伯民族，主要生活在大中东地区，有5亿左右人口。这两个民族渊源非常深，祖先是一个人，圣经有两个，但是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没有消停过。3是三大宗教，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三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最先出现的是犹太教，就是以圣经的旧约为教义的教派，后来出现基督教，圣经的新约为教义，最后出现的是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信徒也很有优越感，说我们是上帝的最后一个孩子。宗教纷争也是难解难分，即使在一个宗教内部也有不同派别。今天我们看到伊斯兰至少有很多派别，什叶派、逊尼派，这个矛盾可以说是比我们想象的深刻得多。我们今天研究叙利亚局势，研究伊朗局势，研究中东问题，宗教视角是必不可少的视角，叙利亚这些国家都是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权，所以研究中东局势的时候，我总感觉到背后要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比较。4是四场战争，为了争夺这块土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打了四场战争，打的结果是，现在巴勒斯坦控制了2500平方公里土地，凭实力已经夺不回失去的土地，安全上即使这2500平方公里土地还要和以色列共管。5是五方盟友，为了对付以色列，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了联盟，现在已经分崩离析，即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也有很多派别在发挥作用，形成不了统一的意志和目标，在安全上就是一盘散沙。6是生活在美国的600万犹太裔美国人，能量很大，控制了美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命脉，对美国历届政府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都是偏袒以色列的。所以说中东地区汇聚了这么多问题，领土争端、宗教矛盾、民族纷争，还有大国势力的干涉，再加上这个地区蕴藏了大量能源，使得这个地区是整个国际体系矛盾集中的地区。前面我讲到了国际体系的超载，这个超载的主要外在表现就是在这样所谓的破碎地区反复不断地恶化。这是中东局势的特点，讲中东局势还是为了和中国安全联系起来，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相对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实际上有很多情况，八九的时候，西方制裁中国，中国的日子非常难过，今天我们的经济增长有6.7%左右，感觉已经很困难了，经济调整的压力非常大。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困难的年份不是这几年，最困难的时候是1990年，那年的经济增长只有3.8%左右，困难非常大。这个时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为了得到中国对它的支持，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它打海湾战争，就放松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的日子才好过。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时候美国已经把战略对手锁定为中国，小布什上台前后，在安全上要协防台湾，中国那个时候安全压力也非常大。这个时候又是阿拉伯人发布了911恐怖袭击，把它的战略关注又拉回到了中东。今天美国也在进行战略调整，但是中东它总归不能完全放弃，因为如果完全放弃中东，美国的霸权信誉就会受到根本的动摇。当然美国摆不平中东，中国也摆不平中东，但是可以发挥中国自身的作用，中国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些建议主张，从本质上来说更适用中东这种复杂局面，通过政治解决，反复磨合，最后只有政治解决可能才是一个长远的解决之道。因为美国的武力都解决不了问题，在中东地区它也做过很多努力，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武力的快刀确实斩不断中东的乱麻。所以中国可以通过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发挥我们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缓解我们在东面来自美国的压力。
第四，要加强国内治理，争取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占有先机。今天国际环境在发生迅速变化，今天的国际竞争最终要回归国家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无论国际风云怎么变换，无论国际事态怎么发展，但是最终要想在这轮新的国际竞争中能够占据一些先机的话，必须在国家自身治理上取得重大突破，要使得国家更充满活力，充满自身前进的动力。在当前国际体系处于超载和饱和的条件下，谁能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话，谁可能就真能领先对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和美国，和过去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面临同样的机会，我们必须创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吸收这些国家已经取得的进展，要消除我们自身与现代化进程不相符合的陈规陋习，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寻求新的创造。有些东西我们还需要补课，国家治理是涉及未来整个国际竞争最关键的要素，今天我们讲欧洲已经变得不像我们熟悉的欧洲，但是它的一些好的做法，经过这一轮动荡之后，欧洲有能力做得更好，包括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也要学习。前一段时间，我们系统一位很大的领导来调研怎么提高外训，我们也有军事留学生，探讨如何提高外国学员培训的效力效益，怎么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效果。当时我也讲，虽然有些人不愿意听，但是我想要想使得别人对你友好，首先要使得他更好地理解你，这些理解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在日常学习工作中能够体会到，否则你创造怎么好的条件，也不如你的基础性条件对他的冲击更大一些。我说这些体现在很小的一些事情上，比如说我们在法国一个食堂吃饭，我有一个体会，大概二十年前，中午去食堂吃饭，研究室的主任是个老先生，他拿了三样东西，最后划卡，划走了三十法郎，我是博士生，我拿了同样三样东西，我一划卡是十法郎，因为挣钱多他交税就多，得到的补贴就少，这样他高兴我也高兴。在我们这儿很多情况不是这样，领导职位越高越不交钱。这是在国家治理上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还要有所创新，在新的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能够领先，能够占据先机，对我们的要求绝对是非常大的，这也恰恰就是新一轮国际竞争对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本质的要求。
（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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