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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7日10:37 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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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特朗普将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美国数十年来“最有个性”的总统一旦走马上任,将如何影响美国、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局势?5日到8日,阎学通、王缉思、时殷弘等八位中国顶尖国际问题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同预判“一个你可能完全陌生的美国和世界”。

  以下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的精彩演讲精编全文:(演讲标题:“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此次高级讲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出品。)

  李向阳:今天我谈的是“一带一路”问题,去年在这个场合,我也是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从2013年底提出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时间了,2015年的时候,以商务部、外交部和国家发改委三个牵头单位发布了“一带一路”白皮书,它的全程叫《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围绕“一带一路”,迄今为止官方最权威的就是这么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只有八千多字,所以围绕着“一带一路”,存在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本身,严重滞后于实践。围绕着“一带一路”,在中国学界、经济学界、国际关系学界包括其他各个领域都在研究,发表的成果数量而言,过去三年里,这是在学科分支里进展最快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最滞后的,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回答。

  今天我在这个题目下设置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谈一谈“一带一路”从提出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面临着哪些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进入实施阶段以后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谈一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及“一带一路”内涵,或者说“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东西,最后谈实施“一带一路”需要处理和协调的关系。

  去年在这个场合我曾经谈过“一带一路”,这次重点主要是谈“一带一路”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因为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国学界争议非常大,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

  这些图是常见的媒体上的图,这个图只是一个示意图,围绕着“一带一路”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官方曾经说过,包括65个国家,但是65个国家这个数目一直在淡化,因为“一带一路”本身在理论上是开放的机制,所以国家的数量不是固定的,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发布的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在上面的两条线,一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之后,又发布了六大经济走廊,从最上面的中俄蒙经济走廊再往下面是通过新疆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第三是从新疆出去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第四是中国到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第五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第六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是在原来“一带一路”的细化,换句话说现阶段我们“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是围绕着六大经济走廊进行的。

  “一带一路”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分为两大类四个问题,两大类就是国内一类、国际一类。国内我们看到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过去三年里,尤其从2014年以后,各地都在谈对接“一带一路”、融入“一带一路”,声势浩大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不仅省一级的,全国除了台湾地区官方没明确表态,但是台湾对“一带一路”也很感兴趣,其他省份包括港澳地区对“一带一路”都特别关注。但是你要问这些官员们为什么要对接“一带一路”,或者是为什么要融入“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的回答就是第一是希望中央政府通过“一带一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甚至有些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前些年的开发区,既然中央有这个政策,不要白不要,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再一类就是直接要投资项目,这是更直接的诉求,“一带一路”既然国家的调门喊得这么高,肯定就有大量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地方政府谈对接“一带一路”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么几条思路。这种思路对不对呢?站在地方政府角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底下我们会看到谈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时候,地方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第二类就是在国内层面,就是学术界,最突出的就表现为把“一带一路”的范围虚化。我可以总结出分成十大类,这十大类远没有把国内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收集齐,但是我想只是大致的表述,反映出中国各个学科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认识。第一是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提法在最初“一带一路”提出的时候非常流行,但是这个提法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得到了清一色的负面反应,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口径改了,现在叫国际产能合作。即使国际产能合作,在阐述上仍然会受到国外质疑,即使到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仍然在很重要的场合谈转移过剩产能,把官方谈的国际产能合作狭义理解为国际产能合作只是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真正的意义就是把中国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是一类观念。第二是获取资源能源,尤其是前些年我们一直提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时候,把这两个所谓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赋予“一带一路”,也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从国外获取我们稀缺的资源和能源。这个提法到现在仍然流行,但是从国家层面在淡化这一说法,因为底下我们将会看到国际上对我们很重要的质疑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中国把自己所需要的能源、资源弄走,把你们的过剩产能转移进来,从而占领我们的市场,跟传统的殖民者没什么区别,只是改变了一个形式,所以这种说法也在淡化。第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说法现在仍然非常流行,在金融圈里,把“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联系起来是占主流的看法,包括主管金融部门的领导也都这么谈,因为说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大量资本和企业走出去,从而通过结算、投资等等一系列方式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甚至有人提出最终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率先推进人民币的全方位使用。

  第四是跟转移过剩产能和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是把它称之为企业走出去。以前我们对外开放主要是请进来,就是引进来,而“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第五种看法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谈得很多,但是更多的是在理念层面上认为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

  第六是战略转移,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向东开放,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那时候还没特朗普问题,只是有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上对中国构成的巨大压力,所以我们对外开放重点也就是战略重点,既然美国人从东边对我们施压,那么我们向西开放,也就是中国战略重心向西。

  第七是从事国内经济研究的人更多强调区域发展梯级问题。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所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来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

  第八是对抗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这主要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的新看法,认为美国在推进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的核心是对抗中国的崛起进程的,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对应的是美国人有亚太再平衡我们就有“一带一路”,尤其是在2015年TPP谈判结束之后,当时把TPP与亚太再平衡和“一带一路”对应起来这种观点非常猛烈。

  第九是维护中国周边稳定。

  最后是和平崛起,这是一个非常泛化的表述。

  看到这十个,大家听起来就觉得什么都在里面了,但是这十个远不是全部,因为除了这十个之外,我们还能想到很多,比如说做历史、做文化强调人文交流,做军事的甚至能提出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军队走出去的一个目的,是实现中国军队走出去,诸如此类的看法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姑且把“一带一路”称之为一种战略,作为一个战略,它的目标定义这么多,你换位思考一下,沿途国家或者是美国人作为一个原有的霸主,跟我们相竞争的比如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一带一路”赋予它很多使命,很伟大,但是在外国人看来,不说别的,把这十大类列这儿,哪个国家能真情实意地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国内和国际的脱节现象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国际社会的协奏,也就是说让国际社会接受“一带一路”,你赋予它这么多伟大使命,从我们自身来说确实有必要,但是从国际社会来说,你赋予它的使命越多,目标越多,国际社会接纳你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只要谈事都可以挂上“一带一路”的旗号,至于谈的是不是“一带一路”,反正我都能挂上边。这是第二个问题。

李向阳研究员在讲坛现场。李向阳研究员在讲坛现场。

  从国际层面来说,我分成两类,一类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很重要的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项目,因为你有那么多的使命,也就是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一带一路”,肯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府行为,既然是政府行为,它基本不考虑经济收入,所以把它等同于对外援助项目,由此带来的很重要的后果就是等靠要,这也是一个主管单位的领导概括出来的,几年前就概括出这种现象。你问这些沿途国家的智库和官员,你问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什么看法,他说我们支持,你们准备投多少钱吧。基本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想法非常相似,这样一个理念显然不是我们所谓推进“一带一路”希望得到的一个反应,基本上把中国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政府官方行为、政府行为,官方的一个非经济行为。第四就是区域外大国,也就是“一带一路”之外的如美国、日本这些大国,他们更多的是质疑中国的动机,美国人主流看法认为是中国实施新一轮的扩张,也就是说要打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实现区域内的扩张,这是一个基本看法。在这之下,又有所谓马歇尔计划也好,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也好,新时期的朝贡体系也好,反正怀疑你的动机不纯,基本是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你就发现跟理论研究和我们的宣传密切相关,你要真正实施“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不从内心接受,你的“一带一路”的实施必然要成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对你有偏差,中国学界宣传研究有偏差,沿途国家理解有偏差,区域外国家有误解、有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必然会有很多障碍,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经济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项目像中泰铁路的暂停,中国在缅甸的密松水电站的搁置等等,这是在具体国家层面可能是因为环境问题或者是政府更迭问题,或者是双方在商业上达不成共识,比如泰国就提出来要中国提供能够体现中泰友好的优惠力度,如果在一个商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要把两国的所谓友好关系体现在它的贷款利率上,但是作为泰国政府,作为合作者,他就是这么想的。

  二、理论上“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战略定位

  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对外宣传没使用“一带一路”战略,但是很多领导包括一些官方媒体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一带一路战略”,这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从内部来说,多数人认为“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对外战略,但是对外我们又担心说是中国的“对外战略”会引起外部世界的反弹,外部世界的猜疑和担忧,因为我们对这个战略的目标、定位和途径自己没说清楚,所以我们就不敢承认是一个战略。在这儿我没有使用战略,但是我使用了“战略定位”或者是“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战略的话,作为战略目标应该考虑什么样的东西应该纳入这个目标里呢?我想得有一个基本名字,不能是一个大箩筐,把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里面,显然不行。所以这里首先我们说“一带一路”要体现共商共建。既然共商和共建,就如政府在白皮书里所说的,它是一个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协奏曲而不是一个独奏曲。

  前不久我们曾经开过一次亚洲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讨论会,包括印尼、泰国,原来我们理解对“一带一路”比较友好的国家,他们的学者谈到,你们要谈独奏,不是独奏曲而是协奏曲,现在“一带一路”往哪儿延伸六大经济走廊的布局?你的目标、你的手段、你最后的实施机制,都是中国一家说了算的,怎么能体现出协奏,怎么能体现出共商共建呢?这种问题的确让人难以回答,因为现实中基本是我们自说自唱。所以在确定谈“一带一路”首先确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共商共建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的“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对外援助项目,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学雷锋,如果这样来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很多人说中国外汇储备,国内有巨额外汇储备,当时“一带一路”提出的时候说我们有4万亿,现在有3万多亿了。即使40万亿,只要不考虑它的收益,按对外援助项目实施的话,它早晚花光。所以最难听的一种说法说我们要避免“一带一路”成为国际大撒钱,这个听起来很难听,但是这种风险在制订战略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的。也就是说从自身来说我们不是通过“一带一路”搞对外援助。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还得考虑国际社会的利益诉求,你只考虑自己的,不考虑国际社会的,显然没人配合你,所以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国际战略的话,既能考虑中国的诉求,又要考虑国际诉求,应该把这两类诉求的类似数学上的交集,交集部分才应该成为这个国际战略的定位和目标,也就是说既能满足国际社会的诉求,又能满足中国自身的利益诉求。

  前面更多的战略目标是不是有必要呢?从国家战略里面,很多我们赋予它的目标应该是“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目标是预定的,结果是后续的,比如说中国军队走出去问题对外宣传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军事走出去与“一带一路”走出去毫无疑问有关系,你在海外经济利益越来越大,经济利益必须以军事做后盾。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习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有一个协议,巴基斯坦成立一支专门部队来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因为经历巴基斯坦东北部地区,是塔利班恐怖主义最盛行的地方,要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在中国境内必然也需要一个配合,因为你保护的是交通线和运输线,同样在海上也是这样,海上的海盗问题,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如果没有军事上的保护,你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是前进不了的。比如海上我们和很多国家有领海、领土争议,在领土、领海争议解决之前,不能说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我们把这些争端解决完以后再发展,我们和很多国家签订很多应急机制。在“一带一路”之前更早的就是澜沧江的合作,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机制,当时澜沧江和湄公河的合作,因为当时恐怖分子把中国商船上的船员给杀了,最后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的执法船就可以从澜沧江直接沿湄公河到出海口,也就是说可以跨国界执法,这显然就扩大到军事。

  我们说这么多例子就是想说,最极端的就是“一带一路”必然会引发军事上的合作,但是你要说我们“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搞军事合作,谁也不会给你合作,目的是军事合作或者在这儿搞军事驻军或者军事基地,你跟殖民者一样,因此我们说很多前面列的,从我们自身来说很有必要,但是它应该是“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以后派生出来的结果,如果“一带一路”失败了,或者是达不到预期目的,这些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放到“一带一路”目标里。基于这条原则,中国与沿途国家利益交集的目标,我们列成四大类所谓战略定位,这四大类是能够满足交集标准的,一是周边战略。为什么周边战略能够满足“一带一路”国际和中国的共同诉求呢?我们知道2013年底的时候,中央召开过一次会议叫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听起来并不大,但是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也就是专门针对周边问题开的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判断和理念提出来,就是亲、诚、惠、容,在座的都是做国际关系的,都知道亲、诚、惠、容的意义,我就不解读了。亲、诚、惠、容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层面的理念,但是亲、诚、惠、容怎么落实,实际上提出这么多,我们没有一个载体和依托,而“一带一路”可以说是实现亲、诚、惠、容的重要依托。为什么要提亲、诚、惠、容呢?周边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次就是我们传统上跟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非常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二十年,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越来越紧密,我们已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多数国家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地。原来我们做经济学的有一个理念,觉得我们只要经济合作紧密,我们与这些国家的政治联系或者信任关系都会逐步提高,这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外交理念,甚至包括我们对台、对港澳都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只要把利益让出去,台湾最终就回归祖国,之后你发现台湾每年对大陆有上千亿的往来,但是台独势力越来越强,周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种两张皮的所谓“骑墙”带来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认知,也就是最基本的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认知并没有,甚至有些国家是反向的。比如蒙古,最近一段时间蒙古因为接待达赖,中蒙关系出现了波折,无论是蒙古的进出口贸易、投资,中国都占四分之三左右,这么紧密的经济往来,它的绝大部分出口是要从天津港,需要从中国港口出去的,这么一个自称为夹在中俄之间的三明治,跟中国的对华关系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这样一个理念,简单地把经贸合作等同于政治认同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的亲、诚、惠、容,依靠原来那样一个合作模式显然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新时期周边战略必须有一个新的依托和载体,“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和这个密切相关,虽然官方现在没这么表态,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刚才看到六大经济走廊里,其中四个都是对着周边,中蒙俄、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都是对中国的周边。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官方对这种表述,不把它跟周边战略联系起来?因为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共识,你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对很多问题的表态就没法做出表态。我们说这是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需要把“一带一路”跟周边结合起来,从周边国家来说,我们周边战略的核心和基本理念是亲、诚、惠、容,我们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显然这是符合周边国家利益的。周边以外的大国对此也从理论上没法说三道四,你说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我有什么错?对中国好,对大家都好,这个至少从理念上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能够达到共识的。

  第二个定位就是经济外交。经济外交这个事情在三年前习主席第一次提出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经济外交问题。在此之前,在国际关系学界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很多学者都在谈经济外交,但是纳入国家层面谈经济外交是最近两年的事情。说经济外交之前我们的经济外交是什么理念呢?就是外交为经济服务,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一个基本的理念,我们的外交就是为经济服务。从原来的外交为经济服务,到现在的经济外交,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什么是经济外交呢?我想不需要解释这个理念,简单来说就是外交既可以为经济服务,经济也需要为外交服务,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这个大目标。这是经济外交的一个基本要求。这样一个转变也必须有载体,以前是靠简单的经济为外交服务,就是哪儿能赚钱,跟谁做生意能赚钱,我就跟谁做,这个很容易,反过来如果经济为外交服务也容易把握,就是谁听我的话,谁跟我关系好,我跟谁做生意,但是把经济跟外交结合起来,这个事就难了。不同国家的外交承诺的含金量显然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说可以做模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模型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一个小国的承诺,很多国家在重大问题上的承诺,访问中国的时候一种说法,甚至没回到本国,到第三国访问的时候口径都变了,用经济给它奖赏,再一个即使承诺了,能否兑现,兑现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依靠原来的做法显然也行不通,所以经济外交必须要有一个平台,就是“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是所有国家共同的一个做法,就是把经济和外交有机结合起来,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都是这么做的,这样一个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现成的平台或者是依托,现在必须找,“一带一路”从这个意义上去服务外交的,这是官方逐渐接受的概念,“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的经济外交的平台也好,依托也好,载体也好,不管是什么,它跟经济外交有关系。

  第三就是对外开放,为什么把对外开放这么一个大的事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从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到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这里大致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大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什么特征呢?国门每开一次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完全是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无论贸易、投资、引进来、走出去、人员、技术、管理方式等等,我们在不断地使国门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没有什么原则,只要开放,我们当时几乎是无原则地开放,因为任何开放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至少是利大于弊。到1992年的时候,1989到1992年中间有一个短暂的间歇,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一个反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假如WTO,当时叫服务关贸总协定,就是复关,结果人家改成WTO,所以我们改成叫入市了,我们是照着WTO的规则去改。我们开放已经从简单、全方位的开放逐渐朝规则开放,WTO要求我们的贸易开放,关税非关税等等,我们是要照着它的规则改,大致经历了十年的努力,2001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加入WTO。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中国入市以后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中国有一个十年的过渡期,说中国入市承诺十年内正式兑现完。到2011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入市已经完成,2012年是党的十八大,实际上在入市结束到十八大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界讨论一个很热的问题就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方向在哪儿?我们已经加入了WTO,按理说我们继续照着WTO干就行了,没想到我们进去WTO以后,WTO停滞了,因为中国加入WTO,2001年的时候WTO启动了多哈回合谈判,本来应该3-4年结束,结果到中国入市结束了,十年了,到现在还没结束,所以很多人认为WTO已经瘫痪,至少是停滞了。我们辛辛苦苦进入WTO,WTO对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有好处,但是它停了,以中国加入WTO成为第四轮改革开放显然说不过去了,辛辛苦苦加入进去了,你可以是成功,但是大国都从以WTO为主的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了,你还是第四阶段的对外开放,重点还是WT0,显然说不过去。从这个角度,十八大报告里间接提到“一带一路”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通过实践我们发现中国对外开放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一带一路”了。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国内的自贸园区从最初的上海一家到沿海四家,内地又增加了好几家,这也是对外开放,但是坦率来说,自贸园区建设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自贸园区更多的是中国单方面的对外开放,而“一带一路”从提出来到现在实施,已经完全进入实施阶段了。回顾这三十多年对外开放历程可以看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以往的开放主要是沿海,反过来说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严重滞后,开放的滞后是导致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滞后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学家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性研究,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过去三十年第一个因素就是开放,只要开放程度低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慢,所以这是造成东西部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地区间的东西部发展差异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它在为什么多地开始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甚至国家的完整,因为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等很多国家分裂,起因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就是落后地区认为发达地区剥削了我们,把我们的资源能源都拉走,现在西部很多小城就是这么抱怨,我们生产的石油、煤炭运到东部支援东部地区,最后我们这儿留下什么?留下了一个环境破坏、经济停滞。发达地区抱怨说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上交财政支付来带项目支援落后地区,双方最后谁也不买谁的账。既然都觉得亏了,那就分家算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区域发展不平衡对中国来说威胁很大。第二个特征就是刚才提到的,过去的开放,我们有了更明确的目标,朝着多边主义也开放,我们很清晰,这个方向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进入WTO以后,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经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在2011年的时候,WTO那年的年度报告封面就是从多边主义到区域主义,原来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如日本、美国这些铁杆支持者,最后都有所保留,特朗普甚至从区域主义开始转向孤立,英国《经济学家》曾经有一组文章讨论中国入市,就是他们当时一个判断,中国加入WTO带来的结果是本来希望通过中国加入WTO让中国的经济体制向西方经济体制靠拢,进而导致带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收敛到西方的政治体制上,结果十年过去了,用中国人的话,我们一直害怕狼来了,说中国人担心的狼没来,结果中国人把狼吃了,结论就是中国在规则面前,用它的话是“实用主义”,对他有用的他遵守,对他没用的他不遵守,中国过渡期期满,西方就是这么评价的,按照现行的多边贸易规则,发现中国贸易占全球份额连年上升,挤占的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份额,按现有的份额玩不过你,制订新规则,多哈回合他们也推给中国,说正是由于中国加入,中国带来一帮发展中国家穷兄弟们不配合,制订新规则你又不配合,原有规则你又不遵守,现有规则我又玩不过你,那我就不干了,我们只能找志同道合的转向区域,TPP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到现在他们认为连TPP也觉得亏了,第12个国家对其他11个国家让渡太多了。

  第三,我们以往规则的开放重点是消除边境壁垒,经济学里用了一个词比如关税,我们出钢的时候,人员管理、产品质量检查、是否有违禁品都是在海关,最近十几年国际经济规则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消除简单的关税壁垒转向了关税边境后壁垒,原来民族国家管的规则,比如产业政策、劳工政策、环境政策,这都是一国政府管的事,跟别的国家没关系,现在成为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经济一体化管的内容,也就是从消除毕竟壁垒转向了边境壁垒,中国在新一轮开放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适应自身的要求,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一个就是外部环境,我们面对的国际经济规则,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所以中国新一轮的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而全方法开放的依托从现在来看就是“一带一路”,这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当然不能说全部,因为刚才提到的国内自贸实验区实际上也是对外开放的举措。

  同样这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任何开放对世界都有利,因为我们给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更多的机会,所以中国对外开放也有好处。

  最后一项就是作为一个目标,它应该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途径。作为一个大国提出战略,和小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国提出的战略就是在国际道义上必须能站得住脚,你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提出来,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你自己有私心和利益,但是对外宣传的时候你必须宣传它是一个公益,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比如美国TPP当初提出来,TPP提出来的时候是在APEC里面先找,说12国不是不让其他国家参与,现在APEC里找十二个,哪个国家愿意参与,再逐渐扩展到二十一个APEC成员,逐渐往外扩大,最后变成全世界,这是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过程。因为在经济学里,区域贸易协定的合法性取决于什么呢?大家都搞区域,狭义的区域是有害于全球经济的,几个国家搞出一个自贸区,最后像岛一样,它是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下呢?国际经济学有一个类似公理一样的,就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全球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是国际经济学的第一原理。自由贸易区是违背这个原理的,谁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呢?多边主义。作为区域主义,你是不是具有合法性或者是一个公共产品,看你有没有最终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所以中国“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区域合作机制,你在里面必须要说清楚你是想搞一个小集团,还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最终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在道义上要能够站得住脚或者成为一个公共产品,必须选择,你说六十个国家,但是六十个国家也没把全世界包括进去,还是以你为中心的小集团。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一带一路”最终是服务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在经济学里,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判断一个国家的区域贸易区也好,自贸区也好,共同市场也好,是不是最终服务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取决于你是多边主义的跳板还是绊脚石,这个是一念之差,最终用什么判断?开放。如果你这个区域贸易协定是开放的,你就逐渐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是一个跳板,因为你最终是促进全球贸易的。反过来,你要是不开放的,你的进入门口非常高,这个肯定是一个绊脚石,因为你阻碍了自由贸易。

  我们在理论上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正能量,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看起来是个区域合作机制,但是它的最终是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现在看你对“一带一路”界定的时候,“一带一路”究竟是一个多边机制还是一个区域机制,在国内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觉得多边主义更符合全球潮流,说它是经济全球化的3.0版、4.0版,或者说是中国挑起多边主义的大旗,这些从宣传国际道义的角度毫无疑问有好处,但是你必须基于现实,你不是联合国的两百多个国家都加入进来,哪怕哪天有朝一日增加到160个国家,同样还是全世界一部分国家参与,现在才60多个国家,这60多个国家是真愿意加入还是假愿意加入你现在还说不清楚,所以必须承认现阶段“一带一路”仍然是一个区域合作,它最终可以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或者推进多边主义的一个跳板,但是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多边机制,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当然这样说,包括前面列举的,可能有点得罪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讨论,中国现在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放在一起,截然不同地看,放在一起来看,否则的话“一带一路”就没法推进。

  如果我们承认“一带一路”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话,这个区域合作机制和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有什么区别?怎么我们都没见过,人家经常来问“一带一路”是自贸区吗?我们说不是,六十多个国家我们不可能建一个自贸区。是关税同盟吗?我们说更不是。最终你是一个国际组织吗?我们说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坦率来说我们不知道。你找找白皮书里,我们只有一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等等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跟幼儿园小孩讲,你说给他一个新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得讲他见过的东西,跟你家里的积木差不多是一个种类的,跟你玩的小汽车是一个类型的,你得告诉他,告诉国际社会什么也不是,跟你们见过的东西都不一样,反正是新的,你让他怎么理解?很多国家人就是这么问的,这个东西我们没见过,你得告诉我们是个什么我们才能接受。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比较,它跟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什么关系,我们比较来比较去,做了这么一个分类,就是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基本上是规则导向,欧盟是这样,从最初的协定到现在的欧洲一体化,东盟也是从一个自贸区升级的,TPP也热闹了一阵,也是一个自贸区。我们以TPP为例,好几千页规则,我们的“一带一路”白皮书是八千字。最近几个月不提了,因为美国人放弃TPP了,所以美国人谈这个少了,大选之前他们不断地提,中国人提“一带一路”,美国人在亚洲提TPP,这两个到底什么区别,美国人说我就是一个自贸区,中国的是什么?人家说美国整个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都是规则导向的,就是在国与国之间搞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前我们先定一下规矩,进入的门槛是什么,包括退出,TPP还有类似离婚协议,之前是结婚了,还可以离婚,哪个国家退出需要走什么程序,正如欧盟,英国退出的时候有一个协定,按照第几条退出,走哪些程序,里面每个国家的权利义务、时间表都有。而我们的“一带一路”没有时间表,贸易自由化的比例指标也没有,进入的门槛规则也没有。对比之下它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它什么都不是,总结起来我们把它做一个基本的概括就是它是发展导向的,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我到欧洲去,欧洲十几个国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一带一路”跟TPP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提出的两种方案,到底什么关系,你要是用白皮书的表述,最后逼得没办法,你给我比较一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最后说我也没想明白,我说要比喻的话,可能类似于拳击和太极,西方的规则导向体现了西方的规则优先,拳击就是一种体育运动,规则非常清楚,不同体重的人在一起不公平,还得分每节,每节里打不打,打到什么地方得分,打到无效的地方不得分,打歪了或者打到下半身还要扣分,还不能上脚,打倒以后几秒钟喊几下不起来就算你败了,有一套很完整的规则。而太极你发现没规则,金庸的小说,张无忌跟他的太师爷跟魔教打的时候,张三丰创立了一套新的太极打法,临时教给他,教完了以后说你记住了多少?说一多半,最后又过了一会儿演示一遍,还记得多少,剩下一半,最后记得多少,说一小半,最后说忘得差不多了,说行了,你可以跟他打了。当然这是极端,在他看来没有规则是可以应对所有的招数的。那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太极是没有规则的,但是我跟外国人讲的时候,太极有一个跟拳击不一样的,太极可以锻炼身体,到公园里陈连,一个人可以打太极,拳击不行,一个人不能打拳击。所以我说东西方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中国的发展导向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发展?发展就是崛起中的中国能向你提供什么,英国人当霸主的时候,英国是自由贸易,李嘉图他们在那个时代,在英国崛起以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们就已经证明清楚了,自由贸易有利于双方,通过贸易,进口方和出口方都有利,跟原来再早期的不太一样,重商主义只有出口赚钱,进口的亏了,经济学家论证清楚了,论证清楚了英国人就可以拿着说事,我跟你做生意,对我好对你也好,能说通的咱们做生意,说不通的,我是强制说通,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求你做生意,你不听,老不开放国门,我就用炮击跟你做生意,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包括美国人打开日本国门,在理论上是有一套说辞的,我们做生意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英国人的理念。到美国时代,美国人提供的理念是什么呢?一方面接受了自由贸易,美国人加上自由民主,美国人信,其他国家也信,大家还记得有一年美国人说中美洲一个小国违反人权了,派人把那个国家的总统抓回来,说那是维护它的民主体制,保护人权,它对阿富汗发动战争,对伊拉克的两次战争都是为了维护民主体制,维护人权自由,美国人开着坦克也是维护民主自由,这个东西很重要。你让世界媒体至少是多数人都相信,中国崛起之后,我们提供给世界什么,作为一个大国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说你就得听我的,这就不行。所以比较起来,官方越来越多开始思考发展能给世界提供什么,第一,中国人解决了发展问题,从一个落后国家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迅速上去了,人均很快接近一万美元,进入中等国家。首先我们自己解决了发展问题,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想学的,三十年为什么实现这么快的发展,是很多国家都想学的。整个工业化进程,解决了全球15%-20%人口的问题,80%的人在过去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没有解决富裕问题,而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从全球治理角度,全球治理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很多国家没有参与全球竞争或者是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说发展。

  “一带一路”发展特征体现在什么方面?一是开放性。为什么把开放性放在第一呢?一个区域合作机制能不能具有国际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取决于是不是开放。TPP为什么说是封闭的,美国人也说开放,但是TPP门槛那么高,我们想进去美国人不让我们进,只有它认为符合它的门槛的才让进,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没有哪个是这样的。我们的“一带一路”,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这个门槛一下开放性打开了,为什么用古丝绸之路呢?因为古丝绸之路说起来就远了,古丝绸之路虽然这个词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但是它留给世界的名声比较好,除去张骞最早的时候出使西域是对付匈奴找军事合作伙伴,其他后续的比如发现取经、玄奘取经、唐代、宋代,基本上是大中华皇帝没事干了,繁荣了,显示你的国家昌盛繁荣,宣传你的治国理念,到其他国家宣传顺便做点生意,交换点土特产,基本是这些。历代丝绸之路主要功能不是做生意,因为在清朝的时候皇帝还认为大中华物产丰富,什么都有,需要跟你做什么生意,所以留给世界的是一个和平、共融的理念,和英国人的自由贸易不一样,跟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也不一样,十字军东征宣传的理念,最后甚至是种族灭绝为代价。所以我们借用的基本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需要发掘古丝绸之路,但是拿到现在它开辟的运输线没有什么意义,现在铁路、公路、高速公路这么发达,丝绸之路开辟的羊肠小道还有什么意义?说到这儿,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加入进来?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接受古丝绸之路这样一个理念都可以加入进来,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件,比如说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我们“一带一路”很重要的提法,现在很多国家看重中国人有钱,搞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联互通,拉美国家都要求加入“一带一路”,跟它互联互通就麻烦了,隔着太平洋,习主席内部也说过,我们和拉美国家已经有成熟的合作模式,要解释清楚和拉美国家甚至包括非洲就不要谈“一带一路”了,因为他们和我们接触了,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地理上的因素限制了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使它无法加入进来,所以开放性从这个角度上是有条件的,但是理论上是完全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和发展性是什么关系?你想接受这种理念,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就给了你发展机会。很多国家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他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些竞争中,比如让巴基斯坦,中巴在这之前签过自贸区协定,我们可以开放给巴基斯坦产品,实现零关税,但是它没东西出口,但是它的应该发展不起来,就像贵州一个山区里说你要参与大市场,你可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他说我不会,生产工业品,他说我没钱,什么都做不了,很多国家没有能力参与,所以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

  第二是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到满洲里或者到二连浩特你会发现,从俄罗斯过来的火车需要换乘,因为俄罗斯是宽轨,我们是标准,铁轨标准都不一样,并且在中国周边国家,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甚至包括东南亚,他们的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他们经济增长很重要的。这张图最形象地显示出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这是一个车站,前不久和南亚国家开一次会,印度一个学者说这张图不是印度,说这个图是网上诬蔑印度的,我到印度以后去了孟买,据说孟买很多交通仍然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是普遍现象,也是制约他们经济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所以我们要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把互联互通作为一个基础,而这一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甚至包括中东欧国家,因为中东欧国家原来寄希望加入欧盟以后能够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结果欧洲金融危机八九年,正好是他们加入之后还没轮到把收益惠及到他们就出问题了,下一步欧盟能不能存在都成问题,他们的基础设施也落后。

  第三是多元合作机制,这又是让外国人很难理解的问题。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人家都很理解,要么是自贸区,要么关税同盟,要么共同市场,或者欧盟这样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你的“一带一路”是个什么呢?国际经济学从低级到高级五种形态,我们说哪种形态都不是,你们属于哪一类呢?是未来治理结构吗?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有,比如我们跟东盟是以中国东盟的自贸区为基础,前不久又搞了一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时和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个叫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现在沿着中老铁路,中泰一直到新加坡这条铁路建立的经济走廊,还有一个机制现在中国政府特别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我们马上要变化一个机制化合作机制,在一个地区的合作中,我们建立多元合作机制。到其他地区,比如到南亚,印度人未必会和我们签自贸区协定,印度害怕中印签订自贸协定以后,印度制造业都被中国吞并了,所以可预见的将来它不会跟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印度不签订怎么办?我们不能搁置,海上丝绸之路把印度绕过去也不行,我们退而求其次,搞涵盖印度的经济走廊它也不干,就像中蒙俄经济走廊,印度甚至对“一带一路”现在明确表态不支持,我们是研究南亚的,南亚周边国家里只有印度明确表态是不支持“一带一路”的,这个地方非常类似于我们西北地区,是一个狭长的通道,黄颜色的部分,这是印度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他们拿出最落后的地区与孟加拉国,与我们的云南、缅甸搞一个所谓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他说在这儿可以搞。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六大走廊里概念上提得最早,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目前六大经济走廊里孟中印缅是最慢的,原因是印度不支持。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区域,我们会实行不同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可能既有自贸区,也有次区域合作,还有经济走廊,还有产业园区,现在无穷尽,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这一块我们说,为了发展,我们遇山开道,遇河架桥,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治理模式,也不局限在未来要建一个固定的在六十个国家建一个统一自贸区,我们不提这么高,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发展,要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共同发展。

  第四个是义利观,这个是中国媒体和学界关注的,我个人翻译的文献来看关注的最少,从官方来说,一开始白皮书就提义利观问题。义利观是一个发展过程,在2014年的时候习主席访问蒙古,当时他对义利观做了第一次描述,最通俗的描述就是欢迎周边国家搭上中国经济的火车,搭上中国经济的便车。搭快车容易,搭便车显然就是一个经济外交的概念,就是中国单方面让渡利益,而搭便车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力图避免的结果,因为经济学设计很多制度的治理机制,就是避免搭便车,因为搭便车是损人利己的行为,现在我们欢迎很多周边国家搭便车,就体现了我们亲、诚、惠、容的理念在义利观里得到了充分体现。紧接着就是我们准备接受多少国家搭便车,如果周边国家都搭便车,我们这个车能拉得动吗?大家都搭中国的便车,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后来习主席又讲,义利观体现为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多予少取就是在经济合作中给人家让渡利益多一些,获取得少一些,只予不取简单来说就是对外援助。在一个项目里或者一个国家,甚至在整个“一带一路”里面,可能既有正常、平等的经济合作,又有多予少取,还有只予少取,如何把握这个界限?光有理念不行,需要学界来讨论这些问题。再后来对义利观做了更进一步的诠释叫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今年8月17日政治局关于“一带一路”的学习会谈得是最容易操作的,既要重视投资收益,更要树立好名声好口碑,前半句是微观层面的目标,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要要让企业能赚钱,因为企业不赚钱,“一带一路”就没有可持续性,就变成了对外援助项目,谁会去做呢?不赚钱,别说让私人企业去做,除非国企你给它财政补贴。但是另一方面宏观层面就是国家层面需要树立好名声好口碑,虽然可能体现为中国企业的好名声、好口碑,但是最终是国家的好名声好口碑,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又相互矛盾,要兼顾这两种目标,这恰恰是义利观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微观层面让它能赚钱,但是宏观层面还得树立中国的好名声、好口碑。树立好名声好口碑就是解决前面我们遇到的在周边国家经济合作越紧密,在紧密的同时没有带来周边国家对我们的和平崛起的认可和认知,而义利观恰恰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义利观的问题在整个“一带一路”里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哈佛大学在波士顿有一个会,有一个美国学者提出原来“一带一路”之前你们中国与沿途国家、周边国家就有经济贸易投资合作,现在你们有了“一带一路”还搞经济合作,这两种合作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一下问到了实质,原来有经济合作,还有经济合作,到底这种合作在“一带一路”以后是不是戴个帽子?最后我反复考虑,义利观应该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学界包括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误区。在座都是做国际关系的,经济学界很多人做“一带一路”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来证明“一带一路”取得成果的时候,过去三年中,我们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发展速度很快,做了很多计量研究,所以“一带一路”取得成功了,这就是“一带一路”成功了。或者说算一算我们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的潜力,贸易互补性指数有多大,这是“一带一路”吗?这是,但不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如果仅仅靠增长速度快实现“一带一路”,我们开足马力和六十多个国家,只要快于其他经济区,我们“一带一路”就实现了,不行,真正的关键还在义利观,我们要通过经贸合作实现我们与这些国家的互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民心相通,最终让这些国家认可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这点反过来恰恰是经济外交的基本要求,经济外交也好,亲、诚、惠、容也好,最终是落到义利观,而义利观以义为先,不做短期行为,最终在经济学上能操作的,或者最后通过经济学逻辑能分析的可能就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目标怎么协调问题,所以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这个对于促进沿途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我们和这些国家是不考虑它的发展的,我们更多的是贸易,贸易合作是基于我们跟这些国家有贸易互补性我们就会有贸易合作,现在“一带一路”更多的是投资,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会上,浙江大学一个教授提醒我,“一带一路”之前我们跟沿途国家更多的是贸易,“一带一路”我们合作的主体变成了投资,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的关系,我们在“一带一路”之前我们是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为主,我们和东盟国家贸易量特别大,因为我们之间互补性非常强,我们和巴基斯坦签了贸易协定,贸易量也上不去,因为我们没有贸易,没有优势互补,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解决发展问题,靠贸易是解决不了的,你去解决西部地区脱贫,跟它做生意,靠这个能解决吗?因为它没东西跟你交换,你只能投资。所以你就发现经济学在一步一步地解剖“一带一路”的内涵,这个东西选择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打开这个黑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帮助。

  最后一个特征,因为自贸区大家在经济学上很明确地知道就是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这就是自由贸易区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成员国之间再建立统一的对外关税这就属于关税同盟了,在关税同盟基础上,如果出现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变成共同市场,是有明确指标的。说你们的“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目标呢?贸易自由化别说是百分之百,能不能到80%、70%,或者60%也行,我们说没有,我们有的是沟通,没有时间表吗?比如说五年十年,我们能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你说我们也没有。你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五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有进一步细化的指标吗?我们说也没有。至于说政策沟通,就是都听中国的,这是人家最忌讳的事,这五通到底什么指标,七国集团、八国集团搞了那么多年,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二十国集团,你们的政策沟通准备实现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也不敢说。是不是大家定期领导人见见面就叫政策沟通呢?还是都听中国的叫政策沟通呢?我们现在都没有指标,至于民心相通,更没有指标,最后就只能说我们要实现命运共同体,要实现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在这两个共同体之上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但是对于三大共同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解读,但是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命运共同体有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共同发展,这点我们是可以告诉大家的,你缺什么,只要我们双方能做到,通过合作能创造机遇,创造利益,我们就可以实现共同发展,这是大家能看到的,我们通过互联互通,通过义利观来实现。所以你就发现“一带一路”跟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都不一样,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的东西。但是它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么一个发展导向型的区域合作机制跟规则导向型的合作机制,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美国人放弃TPP了,我们“一带一路”是不是要填补美国在亚洲留下的国际经济规则或者是区域经济治理的空缺?我说我们还真不敢这么来宣传,我们现在更应该宣传的是我们跟TPP也好,跟东盟也好,跟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也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既然你可能是香蕉或者是一个菠萝,是更高雅的水果,我就是一块马铃薯,饿的时候管饱,这两个东西是不可比的。因此理论上“一带一路”和任何国家的战略可以进行对接,可以和东盟自贸区对接,跟印尼海上高速公路战略对接,跟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原因因为我们跟它是不同的东西,跟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我们说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这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基本特征。

  基于这个,我们对“一带一路”做这么多界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和义利观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如果我们接受这么一个理念的话,我们反过来就可以回应国际上对中国质疑或者误解,很显然不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二战以后美国对欧洲的援助项目,前后持续了四年时间,我们“一带一路”要持续三十年。它也不是中国新时期的朝贡体制,周边国家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重新恢复所谓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基本上就是不对等的,我们是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所以我们也不是搞新时期的朝贡体系。第三,我们以发展为目标,所以也不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并不是以获取沿途国家资源能源为目标,以输出中国过剩产能为手段从而占领人家的市场,我们是为了发展,所以也不是新殖民主义。当然这样一个表述很多人可能不接受,所以它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有待于中国学术界升华,而不是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黑箱绕着圈转,年年列一年发生的事情,这样“一带一路”研究就深入不下去。“一带一路”本身并不仅是经济学问题,需要发掘古丝绸之路的理念,用这种理念指导让这些国家更接受中国的“一带一路”理念,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共同研究的一个议题。

  由于时间关系第三个内容我就不讲了,实施“一带一路”需要协调的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历史与现实、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机制化与非机制化合作,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优势、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利益分享、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等等,这是从2014年研究“一带一路”我们设计的一个框架,现在也都在不断深化。今年年初,习主席提出了要处理的六大关系,跟我们提的是一致的,就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中国利益与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国家总体目标与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后两个我们也研究不了,是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问题,务实推进与舆论引导的关系,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关系。国家层面、决策层面也在一步一步从实践中总结出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坦率来说,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对这个问题投入足够的精力,“一带一路”是一个管未来三十年的大战略,所以“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值得多学科、多部门的人来研究。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韩旭阳 SN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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