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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以满票当选为中共沈阳市委书记的张行湘对记者说，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是在特殊形势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他看来，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如何评估都不过分。
张在今年4月末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市54万共产党员对他们原本陌生的这位新的领导人已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腐败大案，严重侵蚀了沈阳的社会心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遭到破坏，号召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
从“一府两院”的“一把手”到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建委主任、烟草专卖局长、国资局长……一个又一个要害部门逐一“陷落”，迄今已有16个“一把手”被立案审查或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一场廉政风暴，反而严重打击了人们对政府、对司法的信任，沈阳市为腐败付出了始料不及的代价。
慕马腐败案的危害，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沈阳经济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上。沈阳市委一位官员讲道：“一些善良的、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的人认为，慕绥新、马向东还是为沈阳做了一些好事的，但事实大大出乎他们的想象--由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改革尚不到位，政府部门还掌握着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大量权力，慕马等人带头将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中，他们在大的工程立项招标过程中，批条子、看情面、讲裙带关系，让权钱交易在沈阳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三只手的作用。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合格工程，另一方面，许多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却在不公平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严重阻碍了沈阳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7月13日举行的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来自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与委员们对慕绥新、马向东大搞城建工程进行彻底清算并给予根本性的否定：从本质上说，慕马不是给人民办事，而是在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往自己的腰包里装填钱财，慕绥新的主要政绩是使沈阳摘掉了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世界银行出人意料地把沈阳列入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他本人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当他的腐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所有的光环都变成了嘲讽。
今年上半年，沈阳市的工业总产值只比去年同期增长6.2%比辽宁省的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
陈政高市长算了一笔账：沈阳市近几年批租土地3300万平方米，其中1800万平方米是无偿划拨，1500万平方米是有偿转让，收到的转让金总共才7000万元；而大连转让的土地比沈阳少得多，得到的转让金却是17亿元。沈阳市政府尚欠工程款75亿元。
他说，在慕绥新造成的如此惊人的损失背后，是社会保障资金没有到位的严峻的现实--十几万下岗的产业工人生活得不到保障，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腐败使沈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了城市发展后劲，而且破坏了投资环境，破坏了安定团结，这座新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上海的特大工业城市，在经历了多年的挣扎后，又一次摔倒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气喘吁吁，颓势尽显。
慕马是这场反腐败斗争中当然的“输家”，但最大的“输家”却是沈阳这个城市。
沈阳衰落不仅仅是因为腐败沈阳的衰落其实应追溯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老工业基地，进入“六五”计划时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国内先进地区。从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上看，初期的特点表现为周期性振荡，近年以来，已经转为持续低迷。
沈阳的产业结构是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从产品结构上看，由于长期搞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初加工，沈阳的工业经济形成了复杂产品缺席与初级产品加工并重、最终产品少、中间产品多的局面，最终产品不足1／3，且产品附加值低，导致效益低下。沈阳的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产值的比重还不到5%，工业产品更新周期平均长达9年，与发达国家差距在拉大，国内比较优势在削弱。
沈阳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陈旧，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改造。“六五”以来，沈阳只有1／10的大中型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6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7%还在运转。目前全市主要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3.4%，国内先进水平的仅有19.2%，两者之和尚不足1／3。很难想像，用如此落后的技术设备能生产出现代市场需要的产品。
自从“一五”奠定东北的工业基础后，沈阳工业便始终维持着原有的规模和格局，半个世纪雷打不动。地区投入相对较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更少。60年代、70年代，国家建设重点放在“三线”，不仅没有继续向沈阳投资，还将沈阳的一部分力量调给山区和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建设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沈阳投资大项目更是寥若晨星。同时由于上缴过多，企业长期以来留利水平低，几乎没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一些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经营决策失误，盲目生产，造成巨大浪费，企业流动资产损失严重，从而使企业背上了沉重债务。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负担过重，冗员较多。在市场竞争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过去隐性失业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下岗、失业人数激增。沈阳市1.5万户企业的173万职工中，国企职工达97.3万人。分流下岗职工37.8万人中，国企职工有26.5万人，占国企职工总数的26%，大大高于全国17%左右的平均水平。由于老企业多，离退休职工也多，使企业不堪重负。全市480万城区人口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70多万，占总数的14.7%，参加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与离退休职工的比例为10.46，抚养比为2.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市800多家国有企业，亏损一度占全市工业企业的67.4%。曾经闻名于世的“东方鲁尔”铁西工业区，被人们痛心地称为“度假村”。云集数家大企业的东北大马路，也成了“亏损一条街”。
“坏的市场经济”造就了沈阳腐败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最重要的议题是：反思。然而，所有的反思似乎仅仅集中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弃之脑后，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私欲恶性膨胀，直至恶性违纪、违法。
仅仅如此吗？慕绥新、马向东等何以能权倾一时？何以能大搞权钱交易？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掠夺大众，又仅仅是监督不力吗？
应该说，沈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间，陷入了许多东欧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早期市场经济”的泥淖中，权力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被吴敬琏称为“坏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去甚远。沈阳的腐败是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产物。
慕绥新上任之时(1997年2月)，正值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脱困，而沈阳能否搞好国企脱困工作，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慕绥新高喊着“奋力攻坚，务期必达”，提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机制转换相结合、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调整与转换，利用制度变迁时规则不甚严明、程序不够公正的漏洞，大肆中饱私囊。
分析沈阳市的社会资本构成，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国有资本的比重过高。1997年慕绥新上任时，沈阳市的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接近70%，但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仅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8%。从不同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业中国有资本比重高达99%，建筑业中国有资本最低为51%，其它行业中国有资本的比重达到63%。国有资本比重过高，难以避免地造成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过分依赖国有经济。当国有经济增长乏力，沈阳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
当时800多家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中，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有国企。国有工业企业的实有资本占全部工业企业实有资本的59%以上。即使一些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木材加工等)中，国有经济也占有相当比重。由于国有资本分布太广，不仅造成了国有经济分散，难于管理，而且导致产业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沈阳全部国有企业的总资产760亿元，其中所有制权益仅260亿元。据有关部门估算，扣除各项非生产性资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本不到120亿元，如此平均，每户国有工业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本还不到1500万元。由于先天不足，难以对国有资产进行高效率的管理运营。
慕绥新们曾针对沈阳经济缺乏活力的状况，提出适度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减少现有国有经济比重的政策取向，并称要以此作为“三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腐败者利用了国企的困境，利用了机制性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转型时期，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国有资产以自肥。而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没有真正明确，造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无人过问。在沈阳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往往不是从国有资本最大化的原则出发，从而为权力资本支配留出了空间。名义上，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管理国有资本，实际上国有企业是由为数众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管理，他们画地为牢，阻碍资本流动。产权虚置，直接造成了国有资本的流失，给权力拥有者提供了寻租腐败的机会。
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沈阳经济增长缓慢，主要经济指标与其它同等级别的城市差距拉大，但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却高出其它城市，每10万居民火灾发生比例占全国第四位，表明政府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低下。整个沈阳，与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系列基本矛盾--比如资产存量凝固化与市场供求变化的矛盾，投资膨胀与效益下降的矛盾，实物管理与社会经济活动市场化、价值化、货币化的矛盾，负债率高与资金紧缺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在改革伊始被回避、被淡化，在调整中失去了程序的公正和起点的公正，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游戏规则，“最终导致我们对慕马坐观其大，损失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为沈阳腐败负责呢？
谁来为转型中的沈阳找一条高效、正确的改革路径？沈阳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门前摸索，万幸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会越高，甚至会把自己永远锁定在这条路径中。本报记者仲伟志沈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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