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仪，即“心理测试仪”，“泊”来后就闹出了荒唐事儿，让我对它投去怀疑的目光。

　　云南省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和另一民警同时被杀，据传两死者生前关系暧昧。负责侦破此案的民警推测两人是杜培武杀的，并动用测谎仪：结论是杜培武否认杀人的供述是个谎言。办案民警认定人肯定是杜培武杀的，于是刑讯逼供开始了。“生不如死”的折磨使杜培武“承认”了办案人员所需要的一切，他被判了死刑。然而，两年后真凶被抓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杜培武案。在这个冤案中，测谎仪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有关资料表明，测谎技术“排除无辜的准确率达100%，认定的准确率达90%以上”。照此说，测谎仪在“排除无辜”方面是绝对可靠的，但杜培武这个无辜它却没有排除，“100%”的牛皮算是吹破了吧。“认定的准确率达90%以上”，也就是说，有近10%它“认不准”——十个人中它差不多要“冤枉”一个，这能作为执法的依据吗？

　　“重证据，轻口供”是公认的司法原理，但在部分司法实践中，却轻重倒置，“口供”常常被作为断案的主要依据。据说，在侦查手段比较落后，实证的取得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依靠“口供”，就会大大降低案件侦破的效率。“口供”既然被重视，而且取得相对容易，自然会增强部分办案人员对口供的依赖，从而也就导致其对证据兴趣的降低。在取证方面下得功夫少了，侦查手段自然难以提高，而侦查手段的落后反过来更加重了对口供的依赖，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取得“口供”当然轻松些。哄、诱、吓、诈，少数执法人员对此是驾轻就熟的。如果他们“认准”了谁，而又没有得到满意的供词，“大刑侍候”是免不了的。没有证据先“推定”嫌疑人有罪，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如果说以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有罪推定”，难免心中还没底，如今有了测谎仪这个“助手”，“推定”起来自然心中就“有谱”起来，下起手来当然也会辣手无情了——于是乎，测谎仪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

　　利用先进技术改进侦查手段和提高案件侦破效率不但可以，而且完全应该。测谎仪的出现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但人的精神领域对人类自身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它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测谎仪也仍处于试验阶段，偶尔用之，也只是作为击垮被测试者心理防线的工具，其结果本身只作为判断的参考。目前，在我国部分司法者中，“重口供，轻证据”和“有罪推定”还是有市场的。而在测谎仪缺乏其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下，它的弊端也更易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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