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文凯发自武汉)11月20日下午，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桂希恩正在讲课。讲台下面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他事业的接班人。

　　这时，距离今年5月桂希恩前往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将5名艾滋病人带回武汉检查治疗引发波澜，已经整整半年。那个月，周围的住户对此所表现出的激烈反应，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五月事件”发生后，中南医院被指定为湖北省艾滋病治疗技术指导中心，同时任该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的桂要承担大量工作。“经常有病人来信、来电或者来访，他们需要得到帮助。”

　　事实上，还有一些令桂希恩哭笑不得的工作也毫无商量地落到了他的头上。就在接受采访的当天上午，“我被拉到一个婚纱影楼里当了好些时间的‘模特＇。”联合国的一位艾滋病防治官员到武汉来制作、发放一批宣传品，依照已在北京张贴的宣传画作了构图，但上面的人物要换成桂希恩，“那上面原本是濮存昕。”桂教授满脸的苦笑。

　　但是，很显然，只要是有利于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事情，即便不在意料之内，桂希恩也愿意勉为其难。民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缺乏以及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与排斥，是他最感担忧的事情。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艾滋病家庭内传染的研究。”桂教授告诉记者，在接触到的60对夫妻病例中，他发现只有6对双方感染。“这说明性行为传染艾滋病，但也说明单配偶婚内性行为的传染率相当低。那些病人感染艾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时间，夫妻吃一锅饭，睡一张床，甚至被同一只蚊子叮咬。但科学研究证明这些接触并不危险，更不用说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触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这些知识，因为它们是有科学依据的。”

　　“5月份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还有太多的人宁愿相信感觉，不相信科学。“我也想借此告诉他们，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桂希恩说。

　　但可怕的事情却在桂希恩6月份再去文楼村时发生了。

　　“有些人怨我破坏了当地形象，想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幸亏老乡们帮忙，先是将我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一位64岁的老教授，携带着价值一万多元钱的药品去给那里的艾滋病人提供治疗，结果却是一番虎口脱险的遭遇，那些药也只好寄存在一位老乡家里。

　　“我肯定还会再去，那批药品也应该尽快派上用场，那些病人很需要帮助。”桂教授指了指一本病历本和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个病人寄来的X光片，我有不同的渠道同他们保持联系。”

　　上个月，其中的一位村民再次来到武汉。“他叫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曾受到很多村民的歧视。他父母也有病，因为他们也卖血，妻子没有艾滋病，但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死后，孩子该怎么办。”桂教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程金一家三口，小男孩又黑又瘦。

　　“除了提供药品、治疗与咨询，我想我还可以充当一个中介。”桂教授告诉记者，现在有些艾滋病病人同医院、政府沟通不够，甚至存在对立情绪，有的病人提出了一些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面对现实，端正心态。不过，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毕竟他们是因为贫困而去卖血。”

　　在他的促进下，文楼村已经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表示支持。“我们几次送病危的病人回河南，车站都照顾我们提前上车，还将病人安排在靠近列车员的席位，以便他们提供帮助。”

　　最让桂希恩教授有感触的是一笔135块2角的捐款，大大小小的硬币，包在一个布包里。“是武汉一所小学一个班的全体同学捐的，我后来还特意去那里看了看那些孩子。”桂教授给那包零钱拍了张照片，“留下来作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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