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时报寻亲热线接到了不少寻亲电话,其中也不乏一些痛斥日军当年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读者,他们向记者哭诉了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非人生活,也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顺利地回到祖国。
郑文堂老人现年74岁,现居住在丽水龙泉县,16岁时,曾被日军俘虏到日本当劳工。提起那段至今仍心有余悸的“劳役之旅”,郑老激动不已,全然不顾自己身患重病,一口气 向记者讲诉了那段亲身经历。
1944年,郑文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的游击队。
1945年2月,郑文堂所在的游击队碰上了日本兵大扫荡,许多游击队员因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结果包括郑文堂在内的70多人被俘。
当日,大家被日军用铁丝捆住全身(郑老说就跟捆猪一样)扔到货车上,人叠人,然后一路颠簸地运到北京。一些体质较弱、个头较小的人就这样被活活压死在车厢里。
到北京以后,郑文堂及同伴被关进一个纺纱厂,估计这里还有1500人是来自其他城市的老百姓和战友。
当时,北京气温为零下三四摄氏度,日军发给他们的仅为四五块办公桌面大小的破毛毯。吃的是“高梁冰块”——先用蒸气将高梁米蒸熟并分成几小桶,再将桶挂到室外,在高粱面上浇上一层冷水,结冰后,将冰和高粱搅拌成碎块。如此周而复始地操作五六遍,再给每人盛一碗。郑文堂回忆说,当时满屋子的“咯咯”声,也分不清是咬冰块的声音,还是大家冷得发抖的声音。这样的饭,每天两顿,早上9点、下午4点各一顿。
这段日子最开心的要数那成群的老鼠和数不清的虱子了。每个人身上都长满虱子,衣服上的角角落落都是,大家只好时常脱下衣服用砖头砸,砸完后整件衣服鲜血淋淋,那是虱子的血,而且过不了多久,又会有浑身的虱子。郑文堂还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有二三十个同伴被抬出去,据说都是被老鼠给咬死的。
3个月后,日本兵从中挑选了500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运到天津塘沽港,准备用轮船转运到日本,郑文堂也是其中之一,当时船上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同胞。
上船前,每人分到了200颗大蒜,据说是由于船上吃的都是麦麸黄豆汤(郑老说其实就是现在的猪食),很容易拉肚子,大蒜是用来止泻的。
坐了七天七夜的船,终于到了日本。其间到底有多少人因病死被扔到海里喂鱼,当时他也浑浑噩噩的,记不清了。
到了日本,坐了几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日本群马县。
郑文堂一行近500人被分到一组,主要工作就是打山洞,20多个日本劳头负责管理他们。
几个小木棚就是他们的栖身之处,四面八方全是木板,下雨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刮风时外面10级,里面是7级。每天吃的是用麦麸、黄豆、面粉和成的馒头,一天三餐,每餐两个。小菜是白菜汤或是豆芽汤,其实就是盐汤,里面根本看不到白菜和豆芽。工作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6点,午间除了吃饭没有休息时间。
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劳工们一年四季都只有一件棉衣,到了春秋天就将棉芯拿出来,夏天,再将两个袖子也拆下来。
也曾有人想过要逃回国,但都失败了。3个战友曾想穿过北海道,经北朝鲜逃回国,这一路上他们有什么吃什么,日夜颠倒着过,但还是被当地一日本群众发现报了官,最后被抓回到工地。到工地后,日本劳头先是一阵拳打脚踢,再叫工地上所有的劳工每人给他们一个巴掌,如果打得不够重,劳头不满意,那人也会跟着一起倒霉。就这样,这3个人被活活打死了。
1945年8月15日(郑老对这一日子记得特别清楚),日本投降了,工地的劳头也跑了,郑文堂一行就搬到了日本的招天镇,离工地二三十里路。
1946年2月,郑文堂等人抱着战友的骨灰,回到了青岛。据统计,从开始做劳工到回国,共有108人遇难。
最后,郑文堂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要不是日本政府投降,他们将永远没有回国的机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幸免于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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