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现代快报开展的劳工寻亲活动又有重要进展：根据沈文保老人提供的一丝线索，记者在上海又找到了名单上的一位劳工，李耀祖。到目前为止，这是本次“特别寻亲”行动找到的第三个人。遗憾的是，李耀祖老人已于1979年11月1日因肝癌离开人世，死时仅55岁。

　　昨日，南京现代快报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老人的老伴和儿女。老人的女儿声泪俱下地告诉记者，就因为那段在日本做劳工的经历，老人在文革时吃尽了苦头，甚至多次想自尽。更令人伤心的是，捱过文革，老人刚刚平反却又得了绝症，不久便离开人世。

　　老人留下了一份自传

　　李耀祖，1924年12月23日生，原籍浙江三北龙山镇李家村人，1943年7月被骗至日本九州福冈宇美町三菱煤矿做劳工，1945年底回国。能够查到这些材料，全靠沈文保老人提供的线索——当年和他一起回国的劳工李耀祖曾经在上钢二厂工作过。

　　昨日上午，记者寻着这条线索，来到已变为上海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二钢公司的上钢二厂。在查阅了厂退管科的资料后，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没有李耀祖这个人，可能记者找错了。不甘心，记者又来到了厂劳资科，经过仔细核查，终于在资料里找到了“李耀祖”的名字，上面写着：1979年11月1日因病去世。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二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力配合记者采访，记者得以查阅李耀祖老人的详细档案材料，并看到了老人年轻时的照片，很英俊。档案里还有一份老人在1958年4月25日写的自传材料，详细记录了老人赴日做劳工的那段经历。

　　以下是部分摘录：

　　我母子俩生活难维持，正巧看到招工大字报，写着去台湾做工一年回来，有15万伪储币工资，并去时能借给50元安家费。我想又能解决当前困难，并且我还年轻，去做一年工回来家中也很好，为怕母亲不给我去，就瞒着了母亲，到南市九亩田大境路一茶楼上报名。当日下午，由招工人领到了乍浦路一个弄内弯了一下，又领到虹口一个仓库内，但一走进门就被关住，并又看到已经有很多人都关在这仓库内在愁苦，这时才发觉被骗，悔自己不该瞒了母亲，心中非常愁急痛苦，但任你怎样痛恨是无法出去了。母亲从昼到夜不见自己孩子回去，心中有多么着急痛苦呢？

　　我被关进仓库后约有20天左右，正是上海日军行进租界一天，吃过中饭，每人发给白粗帆布一套号衣，装上了卡车。晚上近灯火时，出吴淞口到明伏丸，关进该轮下仓，就这样在19岁的8月1日下半夜愁、恨的心情下，离开了上海，路上除愁急外，一日粥二碗、并(饼)干8块，别无其事。10天的昼夜后，该轮到日本门司上岸，下午即装上火车，近晚到福冈宇美町三菱矿地，一所四面装有电网的平房关进，被编为第二组69号(每组五十人)。

　　因每天饭未得吃饱和睡好，向日军第一次提出，结果反被日军用大批警察对我们威胁与训言，有些人受到恶辣的敲打。有日正是到山上扛泥土休息时，因平时都在仇恨想要逃回祖国，但因日军警务看得很紧，路又不熟无法可跑，因而乘这机会逐渐往山下逃跑，当即被日军警务发现活捉，有一个逃走了二十几天仍捉回用粗电线活活打死。在这次以后，也还有几次一二个逃跑的都被捉回敲打，后解送北海岛(道)押禁，死活不详。又探听得日本四面是海，无法跑回祖国，因此都逐渐打消逃出去的念头。

　　又调到“可阿婆”，跟日本矿工横山打眼，想到学些技术也好，如有机会能回到祖国，也能靠技术生活，因此是肯钻研，不久就掌握了打眼工作。21岁五六月间，又调到三菱总井开电气火车。8月底，都突然停止工作，搬进一间较清爽屋子，经过探问，知道祖国胜利，真是高兴非常，不会再死在日本做东洋鬼。

　　……有日寇发给每人日币100元，近晚5～6时，在宇美町车站上车，结束了这受尽2年多饿死、做死、打死、冻死、气死、蚊虱咬死的逼迫痛苦深恨之地。下半夜到长崎上船，船开3天3夜，船到码头，重又高兴地见到祖国上海。大家上岸，坐善后救济总署大卡车到隆昌路第一侨胞所住下。

　　几经周折找到李耀祖家属

　　确认了李耀祖老人的劳工身份后，记者开始寻找他的亲属。在老人于1973年填的职工登记表中，记者查到老人的住址：松潘路159弄3号。

　　抱着极大的希望，记者来到了松潘路，却被告知159弄在10多年前就拆了。无奈，记者来到了松潘路所属的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大桥警察署，经查，159弄于1990年被拆迁，李耀祖老人家迁往贵阳路131号。随即，记者又来到了贵阳路131号，记者问起李耀祖老人，屋主却称不认得，最后记者提到老人的女儿李菊萍，屋主才反应过来，“噢，这是我嫂子。当年只是在这过度，早就搬走了。”之后，他很惊讶地问记者，“她爸爸还去过日本当过劳工？”之后，又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正在厂里上班的李菊萍。

　　“父亲受了一辈子的苦”

　　让记者意外的是，李菊萍说，父亲李耀祖几乎从不跟他们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他们只是简单地知道有这么回事，他们对“劳工生活”的概念还是从电视上看来的。

　　“我父亲很内向，很老实，平时话很少，对去日本做劳工的事更是从来不提。我也是在一次偶尔的机会听到父亲提起。”她说，文革时，父亲经常被拖出去批斗直到很晚才回来，有一次，她听到父亲喃喃自语：“我不是叛徒，我去日本是做劳工，很苦的，我是冤枉的……”这时，李菊萍才知道父亲曾经有这么一段经历。她哽咽着告诉记者，那段时间，父亲甚至多次想自杀，后来全是舍不得还未成年的孩子，才没做傻事。“但是，从那以后，本来就少言寡语的父亲更不说话了，文革结束，父亲被平反，但却查出患了肝癌。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父亲是个老实人，却受了一辈子的苦。”

　　她告诉记者，如今，母亲仍健在，正和自己的哥哥住一起，但身患心脏病、高血压和风瘫，不能再受刺激。记者前往看望了李耀祖老人的老伴，已76岁的老人由保姆陪着坐在家里发呆。不忍心再刺激老人，记者没有对她进行采访。

　　离开时，记者问老人的儿子，现在有没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一下：“说实话，太突然，父亲内向,从不跟我们讲这些事，对这件事，平时想得很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只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像我父亲一样在战争中受难的中国人民真诚地道个歉，不要再做那些否认历史的事了。”南京现代快报记者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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