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本报和国内18家新闻媒体发起“急寻在日劳工知情人”活动，在17个地区刊登各地在日劳工名单，为知情者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以便找到更多活着的劳工。按照国际法规定，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最后期限是2010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1月20日，本报记者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三名当年赴日劳工及其亲人，他们向记者痛诉了当年的遭遇。

　　对于朱嘉兴、朱嘉平兄弟来说，父亲的惨死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今，朱嘉兴的儿子居然娶了个日本“洋媳妇”……

　　1944年，朱嘉兴只有7岁，朱嘉平不过3岁。这年年底，父亲被村委会叫走，就再也不知下落。两年后，母亲因过度操劳离开了人世，剩下祖孙四人相依为命。1952年祖母去世，兄弟俩只好投奔北京的亲戚。对于父亲与母亲，朱嘉兴还有些印象，而朱嘉平就只能靠仅有的两张照片想象了。

　　1961年，兄弟俩第一次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了父亲的消息。原来那天早晨父亲被日本人送到了国外做劳工，并于1945年初死在了一个叫三池煤矿四山坑的地方。看到与许多遇难者混在一起的骨灰，兄弟们放声痛哭。

　　1990年，他们的父亲朱文藻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日本右翼始终不肯承认侵略事实让朱氏兄弟不能安心，他们决心不管多么艰苦，一定要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朱嘉兴表示，其实在中国，被日本侵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家庭太多了，在他们寻找证据的过程中，也关注到许多与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大家都有同样的信念，为了正义，为了让日本右翼有所忏悔，他们会坚持到底。

　　当听说朱嘉兴的儿媳是个日本姑娘时，记者先是一愣怔。他说：“知道我们家这段辛酸往事的人，听说我们娶了一个日本媳妇，第一反应都是震惊与不解，甚至会有些忿忿不平地想问：这样做和认贼为父有什么区别？其实，当初我们家里人也没想到，会容忍一个日本人踏进我们的家门。”

　　朱嘉兴说：“我是在二战结束50周年图片展上，看到现在的儿媳和反对战争的正义人士的一张合影后，有了一种感悟：普通的日本人和决策者不同，他们大多数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普通日本人的友好之情。惟一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听到日本右翼道歉的声音。”

　　赵恩波老人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好好地活着，也希望其他的中国劳工活得很好，不为别的，就是期待日本政府道歉，期待终有一天讨个说法。”

　　1943年农历7月22日，天还没亮，河北省徐水县蔡家庄赵恩波一家正在熟睡之中，突然“咚咚”几声踹门声，几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就将年仅19岁的他从未满周岁的儿子身边拖走了。

　　不久，赵恩波被送到日本的北海道，木板大棚全都搭在稻田里，地面上足有两寸深的水，200多名中国劳工就住在这样一个连牲口圈都不如的地方。

　　劳工们吃的是放在水面都不会沉下去的所谓的“馒头”！每餐只给一个，但他们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活———挖煤！像他那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永远地饿着肚子！

　　老人说，为了抵御刺骨寒风，他们将工地上的水泥袋子钻了三个大洞，穿在身上。日本女人一看见他们，就捂着鼻子远远地躲开：臭！

　　即使再累再困再饿，一天至少14个小时的掘煤活是再也少不了的。谁稍一停顿，准挨打，至今赵恩波的小腿上还有一块伤疤。

　　一天，忽然“轰”地一声，一位劳工头顶的石头砸下来，连头带脚全被压在石头下面。等大家拿木杠撬起石头时，发现整个人都被压扁。赵恩波叹息：有多少如此惨死的劳工尚未瞑目啊！

　　至于他们那些劳工在一起住的到底死了多少人，赵恩波也记不清。他说，凡是劳工们生了小病，谁也不敢吱声，特别是拉肚子，只要被日本人发现，只有一个字：“烧”！身上有个伤，暂时干不了活，也是“烧”！他说，劳工们住的床位不能空，死了一个，拉走一个，立即就有新的劳工来填空。

　　听着老人讲述着这一切，他女儿手上的纸巾换了一片又一片。

　　关德印亲眼看着11位干爹和身边的父亲悲惨死去，采访时，老人一坐下，就嚎啕痛哭……他说：“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1942年农历8月，家住河北省固安县(今北京大兴)东押堤一村、年仅8岁的关德印，随同父亲出来找活而被骗上日本的土地。

　　至于在日本干活的地方，关德印也不知叫什么。整日里看见父亲和其他的工友在刺刀的威逼下盖着一排排的木头房子，而吃的也只是十几桶水加一小盆米熬成的稀饭。当时还是小孩的关德印也得每天3点钟起床，先提10大木桶水，然后劈柴、淘米、洗菜。

　　一天，父亲在做工时，手中的锛突然打到小腿上，后来伤口感染，才40来岁的父亲终于挺不住倒下了，眼见鬼子要将父亲拖出大棚，他到处求工友们帮忙，在大棚的外面盖了个小棚子陪父亲住着。日本人不让他把食堂的饭食带给父亲，他只得冒着被狗咬的危险，在食堂里偷捡地上的鱼头、肉皮、面包屑，用罐头盒子煮给父亲吃。

　　然而，父亲的腿开始浮肿。父亲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开始让他拜干爹，总希望自己死后，才八九岁的关德印有个人照顾。劳工们的身体在日本人的压榨下几乎虚脱，父亲没死，关德印却拜一个干爹就死一个干爹，总共死去11个干爹。

　　最可怜的是，有一位干爹死在去吃饭的路上。他说：“都快要吃饭了，干爹从工地往回走，然而身子一摇，突然栽倒在地。我赶紧跑过去喊干爹，一摸鼻子，还有点热气。我又怕他受凉，用干草袋盖上。但过不了多久，忽然看见那草袋烧着了，干爹的身子却在冒烟。”

　　父亲含泪又将他托付给一个张姓的干爹。不久，父亲也死了。临死之前，他背上的肌肉已经完全腐烂，还长出半寸长的蛆虫。

　　1944年，关德印终于回国。

　　-相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国内尚无一份完整的名单能够涵盖全部在日劳工，也就不能完全掌握中国劳工二战期间在日本的全部情况。

　　据伪满交通大臣揭露，仅在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不下200万人。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透露，据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提供的《华人劳工从事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称中国劳工所在的135个矿业所，分布在日本30个县(都、道、府)，其中北海道最多，共有58个。有关专家说，日方的统计数字是根本靠不住的，“38935人”的数字严重隐瞒了史实。

　　让这些幸存者欣慰的是，1月10日，一座饱含二战期间中国在日劳工辛酸历史的纪念碑———镇魂之碑制作完成，并将远渡日本，安放在当年中国劳工工作过的地方。(本报记者周华公、张毅、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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