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曾鹏宇李星文报道“父亲被抓到日本当劳工时我才4岁,从此音讯全无。我在那份近4万人的劳工名单上一一查过,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昨天,北京化工六厂退休工人杨玉珠打来热线说,“希望能通过北青报找到父亲的下落。”
杨玉珠告诉记者,1944年端午节时她父亲杨达到前门找工作时,被工头带到位于绒线胡同的“华北地区劳工协会”。“后来父亲托人带了口信,让我舅舅给他送点钱去。我舅舅 赶到后发现那里关了许多中国人,日本兵端着枪不准离开。工头对我舅舅说,我父亲要去日本挖矿,还信誓旦旦地说那边生活不错,过不了多久还能寄回钱和香烟。还没等家里想办法营救,当晚父亲就被带离了北京,后来就再也没了消息。”
“父亲走的时候34岁,现在要是健在已经92岁了。”杨玉珠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心情一直无法平静,“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天天到胡同口等,希望等到父亲回家。由于失去了顶梁柱,生活苦不堪言。”
杨玉珠也曾求助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那份3万多人的名单上没有找到父亲的名字。“今天我女儿、儿子都告诉我北青报在寻找赴日劳工,希望这次努力能有线索,这对我和已过世的母亲和姐姐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大量像杨达这样的失踪劳工表明,仅凭一份日方提供的名单就断定当年赴日劳工人数只有3万多人非常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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