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前往中国的“破冰之旅”，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面对面谈话。30年前的2月28日，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该公报和1979年的《联合建交公报》、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成为了30年来中美关系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石。这30年的历程，也是中美努力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历程，即便是在中美之间陷入严重低潮的1989年，邓小平仍然对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充满信心，他对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30年充满恩怨纠葛但又始终能够向前看的中美关系历程，贯穿着这么一个基本规律：中美之间求和平、求发展的共同利益，使得双方总是会在两国关系陷入低潮和僵局的情况下，重新坐下来谈，寻求相互妥协，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领域。这也体现出双方领导人的负责任和着眼于长远的理性态度。小布什从上台伊始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到APEC上海年会上公开宣布“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中国看作朋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便是这一规律的又一证明。

　　30年后的2月，与尼克松访华的同一天(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开始他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在进入新世纪、国际风云多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具体时间里，关心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人们对布什访华寄予了更多的期望。毋庸置疑，中美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和密切沟通，坦率地交换彼此的看法，保持热线联系，有利于提高两国间的互信程度，并且能有力地推动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多方面合作。此时此刻，回顾30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理性和睿智打破坚冰的历史性行动，不由得生出诸多的感慨。

　　1972年2月21日—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握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总统携夫人沿舷梯走下飞机。在热烈的掌声中，尼克松的手与迎向前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当天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了毛泽东堆满线装书的大书房。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对于这位饱经风霜和磨难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这一刻的记忆终身难忘。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美国人似乎再也无法停止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无从洞察那一刻毛泽东的内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刻，毛泽东已经期待了很久。尽管一场大病使他仍然卧病在床，但他始终惦记着尼克松抵达的时间和活动的安排。为了与尼克松的会见，他专门做了新鞋、新衣服，理了发、刮了脸。

　　尼克松可能没有想到，年近80高龄的毛泽东正在病中，在书房的隔壁，医护人员随时准备为他提供救护，他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思维敏捷、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大国领袖。“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毛泽东的开场白既奠定了会谈的基调，也点出了中美从对抗走到缓和的基础—正是从“哲学”的高度，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把这两个隔绝已久的大国再度拉到了一起。

　　从“毫不在乎”到感到孤立—毛泽东在中美关系上一段曲折心路

　　在中美双边的关系上，毛泽东有过一段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他曾经提出：“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不急于和美国建交”，中国可以等11年、22年、33年或者101年，等到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和地位，美国会不得不“与我们打交道”；“总有一天(中美)会建交”，而那时他们会“无能为力，后悔莫及”。也就是说，要用坚决的不妥协追求美国的妥协；只有在取得政治、经济和战略优势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美国的真正承认和尊重。在一份关于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的舆论上出现缓和迹象的简报上，毛泽东批示道：“在3年、5年、10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国。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作为革命者，毛泽东提出的对美不妥协战略充满了激情和斗志。这一战略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自信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乐观期望。于是，他用极大的热情呼唤和推动着革命的浪潮，期待着理想中“大同世界”的出现。从国内的“大跃进”、“赶英超美”到国际的“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热切的情绪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这一判断脱离了实际。他显然忽视了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巨大的活力。他也显然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同并不能掩盖国家利益的分歧。同时，他所倚重的“中间地带”事实上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再加上美苏的争夺，团结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

　　现实中，对毛泽东的对美战略构成的最重大的挑战来自60年代的中苏分裂。这场分裂表面上是中苏两党对于某些理论和历史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中苏同盟是毛泽东对美战略的基石，当这块基石发生动摇乃至倾覆之后，中国的外交顿时陷入了困境。为了反击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反修“两条战线”、“两个统一战线”的思想。“两个拳头出击”，同时与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为敌，必然将自己置于孤立境地。60年代中后期，“文革”的狂飙更将中国外交的孤立局面推到了极端，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曾经以为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然而中苏分裂的最终后果是他始料未及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具备的破坏力是十分巨大的，当争论涉及“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时，威胁的已不仅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合法性问题。中苏的对立和冲突很快从意识形态扩展到了国家安全领域。1964年10月，在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刻，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提出的问题居然是：“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你们看，有没有可能？”

　　1969年3月，在冰封的乌苏里江上，围绕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中苏两国爆发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冲突竟然会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提供了契机。而战略家的伟大就在于他们通常能够透过局部的、偶然的事件洞察全局性的变化。在这一刻，毛泽东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的眼光就已经越过这个小岛，投向了地球的另一边。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他还找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安排他们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而地球另一边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也早已经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在1969年1月29日全文发表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在这份演讲中，尼克松表示：“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中国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转移

　　所幸的是，在万里之外的地球另一边，为越南战争泥塘所累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正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们没有忽视珍宝岛冲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的上述描写或许是真的，不过他的笔调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出的几步并非那么“毫不犹豫”，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翼、“错综复杂的小步舞”。中美关系已经冰冻了整整20年，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不仅仅有辽阔的太平洋，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迥异和长期的战略敌对，打破坚冰的过程是十分曲折和艰辛的。由于缺乏可靠的联系渠道，美国驻波兰大使甚至在一次时装博览会上不顾外交礼节，追赶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转达尼克松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从1969年底开始，中美之间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相互试探，寻找打破坚冰的道路。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之久，美军入侵柬埔寨和中国的“五二○声明”几乎使这个脆弱的进程夭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显示出总揽全局、捕捉时机的战略天赋。1970年8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再次访问中国，40年前他曾经使外界认识了延安山沟里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而这一次毛泽东试图利用他向美国传达和解的信息。他与毛泽东肩并肩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和《人民日报》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

　　1971年4月，毛泽东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亲手导演了著名的“乒乓外交”。毛泽东的这个决定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尼克松和基辛格“又惊又喜”地接过了这个球，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美关系在经历了22年的敌对和隔绝之后终于迎来了转折的时刻。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举行会谈。幕后的毛泽东牢牢地把握着谈判的动向，他指示周恩来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这是旨在向美方挑明，中美关系的未来就在于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只有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才能展望中美的未来。基辛格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离开北京之后，中美同时发表公报，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消息。

　　作为战略家，1972年的毛泽东迎来的无疑是人生旅程中的又一高峰。面对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毛泽东不拘成规、审时度势、破陈出新，及时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果断地推动中国外交战略的转移，从而创造出中国外交新的局面。这一调整的核心是将中国外交重新放在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定位在国际战略力量格局的客观现实之中。“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这种精神使中国外交恢复了生机和灵活性。

　　“超越和平的某种东西”—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对话

　　1976年2月，距离第一次访华及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年之后，尼克松再次来到中国，再次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身体状况自从我们1972年第一次见面以来已经大大恶化”，尼克松描述道，“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吐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一位身着单调的毛式制服但却颇具吸引力的女士—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了他的话。她大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7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了人间。他留下的这个问题使尼克松终生难忘。18年后，就在他自己也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尼克松还在回味这段情节，深怀同感地写道：“当毛泽东问我和平是否美国的唯一目标时，他也在寻找超越和平的某种东西。”毛泽东留给尼克松的这个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尼克松当时做出的回答是机智的，但并不会令毛泽东满意。“什么是正义？”尼克松有尼克松心目中的正义，毛泽东有毛泽东心目中的正义，美国有美国的正义，中国有中国的正义。不过尼克松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他看出了毛泽东内心也在寻找某种“超越”的东西。

　　2002年—显微镜与望远镜下的中美关系

　　2002年的中国与美国，正如有论者所说，用显微镜来看，到处都是问题，但用望远镜来看，与1972年相比，中美关系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双方在经济、科教、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在不断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与共识也在不断增加。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政治领域，双方也开辟出多方面的合作方式与合作渠道。

　　2002年的中美关系还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建设性基础，即：2001年中国在融入世界进程中，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中国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中国成功举办了APEC上海年会，中国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正在加速融入世界的中国，将更加把世界和平、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视为根本性的战略利益。时间之河，逝者如斯，从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到今天的这30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无数次高峰与低谷间的震荡，呈现波浪式发展的规律。冷战时代，苏联的威胁构成了这两个国家相互接近的战略基础，而冷战的终结使这对关系又面临新的考验。从“六·四”风波、银河号事件、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到江泽民与克林顿成功互访，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美关系划出了一道大大的曲线。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头一年，中美关系再度经历了波折，从年初的南海撞机事件、对台军售到“9·11”之后的反恐合作、APEC上海会议。历史的规律似乎已经证明，在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分歧和冲突不可避免，但最终还是需要坐下来谈的。

　　2002年的中国和美国，都在思考相互关系的未来。美国是现今独存的超级大国，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领域所具备的实力和地位只能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中国正在崛起，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之取得了惊人的建设成就，而未来更加令人振奋和鼓舞。这样两个国家究竟应该如何相处，是敌人还是朋友、是伙伴还是对手？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对彼此国家利益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战略抉择。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重视历史经验与教训，将有助于开启一扇充满光明的未来之门。

　　余万里(北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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