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马克，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非礼中国少妇郭某，又在大街上撒酒疯，在餐馆向女服务员动粗。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些知情者进而揭露了马克此前的许多劣迹，在公众中激起了不小的义愤。在被要求向受辱者赔礼道歉的时候，马克仍然嬉皮笑脸神气活现，根本没有内疚与悔改的诚意。从他一贯的表现看，他不像是精神上存在某种“贵恙”，致使屡屡情绪失控，行为不能自主，而十有八九是品质恶劣，故意借着酒劲耍流氓。

　　据报道，受非礼的郭某表示，她准备把马克送上法庭，并索赔一元钱。她说，这是向所有人表明，我状告马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让马克为他的不法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郭某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的勇气令人钦佩，但她的态度又难免让人担心：仅仅象征性地索赔一元钱，合美元还不到15美分，能有效地起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惩罚侵权者不法行为的作用吗？

　　象征性地索赔一元钱，不是郭某的首创，这几年“记者状告公厕乱收费，索赔3角”、“律师状告餐馆收取包间费，索赔一元”、“教授状告某商场格式合同，如胜诉，索赔所得将全部捐赠希望工程”之类的官司时有所闻。和郭某一样，这些官司的原告大多首先要声明，打官司绝不是为了钱，因此绝不会狮子口大开，动辄索赔几十万上百万，而是为了替自己讨一个说法，或者是为公众讨回公道。虽然不是为了钱，但又不能一分钱不要，那样岂不是太便宜对方，那么干脆就索赔一元钱，既让对方至少在名义上赔了钱，自己又保持了“不是为了钱”的清誉，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法律不是道德审判台，更不是象征性的摆设，如果只是为了向社会证明侵害者犯了错误，那么根本无需到法院打官司，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如果打官司的结果是让法庭判决败诉的侵权者向被侵害者赔礼道歉(且不能保证诚意)，外加赔偿区区一元钱，则很可能在事实上大大削弱法律对不法行为的惩戒功能，甚至会影响法律应有的威严，形成对不法行为的变相纵容。比如，从马克被迫向郭某道歉时那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他在法庭上被判决向郭某赔偿一元钱，他将被“鼓舞”得何等骄横与嚣张。

　　公民受到不法侵害，侵害者理所应当承担包括赔偿经济损失在内的法律责任，受侵害者索赔有理，受之无愧，大可不必忌讳“为了钱”。象征性地索赔一元钱，与实质性地索赔一万元钱，效果肯定大不一样。“象征性索赔官司”打多了，对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到底有多大推动作用，值得怀疑。(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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