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首起被告人利用恐慌心理、谎称针管内是艾滋病菌而对被害人实施抢劫一案。一审以抢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韩某和陶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四年。针对此事，《东方时空-时空连线》节目昨天采访了三位专家，向观众介绍了有关量刑和处理谣言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三位嘉宾是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刑庭的副庭长魏东、天津市河东区分局的局长杨局长、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李教授。由柴静主持。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

　　柴静：今天的时空联线为您连决三位嘉宾，第一位是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刑庭的副庭长魏东。第二位天津市河东区分局的局长杨局长。第三位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李教授。

　　魏厅长，两名犯罪分子在抢劫的时候，用的是针头，你们在审判的过程中，有有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魏：扎针的因素，在我们和议的时候充分进行了考虑，因为一起刑事案件量刑的时候要依照刑法61条，对于犯罪的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予以考虑，那么它扎针的因素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大众的恐慌，甚至说在恐慌的基础上，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它考虑到量刑里面去，作为一个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为它体现了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记者：杨局长，像现在全国很多的地方，是不是类似的案件也发生很多次？

　　杨：我们掌握，这种扎针案件，在全国许多城市发生过，在我们天津来讲，也发生过若干起，这段时间，在群众中也传播的比较多，说利用艾滋病病毒，这种针头扎人身上如何如何，扎针案件应该说，在社会上传播的比较多，引起了一些群众的恐慌，大家对这个艾滋病好象谈而色变，扎了以后如何如何，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对这样的扎针案件，也是当前出现的一种新的动向。利用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借机实施一些犯罪行为，在社会上应该说，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对群众的安全感确实产生一些负面的这种效益。确实引起老百姓心里的恐惧。

　　记者：杨局长，去年年底谣言最胜的时候，好象听说天津有很多起这样的事，实际报案的多不多？杨：应该说这里有两种情况，在社会上传的也比较多了，有的群众感觉好象被扎了，就来报案，通过医院检验并没有针眼，大多数报案情况，他没有针眼，但是传的比较厉害。(草木皆兵)造成心理上的一种结果。也有少数个别群众报我被扎了，这个确实也发现有针眼，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有恶作剧，有的找乐。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记者：像这起案件的侦破跟审理，是不是对这个势头有很大的遏制？

　　杨：应该是，我们利用宣传媒体告诉老百姓，它的手段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反映很好。一个说原来是假的，利用这种所谓的艾滋病毒来扎针是制造恐慌，另外特别对入户抢劫这种手段，公安机关抓的非常及时，通过事实的揭露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让老百姓以政视听，在社会上产生遏制的传播，对传播进行了遏制，同时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这种行为进行了遏制。我们觉得是通过公安机关迅速的侦破这类案件，有利地打击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应该说对于正面的向群众说明白怎么回事，另外通过我们采取这种用法律的手段制裁他，在社会上也会引起正面的效应。

　　记者：说到这儿，我问李教授，刚才杨局长说道，有的人纯属是恶作剧用针头在公众场合制造恐慌，你觉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受到什么制裁？

　　李：在社会上用针扎人是寻衅滋事，北京市有一个女同志坐车因为人太多，他用针扎人，这个可以按治安条例出发，这个仅仅是扎人的行为。

　　记者：特定的阶段，大家心里都很恐慌的情况下，这种事情，魏庭长。比如天津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流言最胜的这段时期，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魏：我觉得还应该对针管里的物质进行界定。比如本案针管装的高锰酸钾的溶液，在公共场所，，如果以扎针取得，我个人认定寻衅滋事，如果针管确实是艾滋病人的血液，这类案件，我个人倾向认定是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说投放危险物资罪。

　　记者：这个量刑可以有多高？

　　魏：如果危害公共安全罪，情节不严重，3到10年法定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其它严重情节也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记者：处理这个案件之前，您有没有过处理相似的这种带有恐慌性质案件的经验？

　　魏：对此类案件，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恐慌的这类案件，我们没有处理过。但是就本案的审理积累了经验，也增加了我们处理相似案件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经验的积累。

　　记者：魏庭长，很多人都会觉得，谣言传来传去的时候，很多人做恶作剧推波助澜，对待这种人，法律是怎么制裁的呢？

　　魏：魏：市民在今年初，去年底，对艾滋病针的恐惧心理，我个人觉得是来源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艾滋病是当今人类无法治愈的一种严重疾病。市民出于对于这种疾病的恐惧，然后再有一些传言，这个就加重了市民的恐慌心理，而且是群体性的恐慌，不是个人的恐慌。那么，我想如果要能够抓获这样故意传播这种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人的话，应当是对其绳之以法的，因为他们这类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定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行政案三，第8条对此做出规定，对于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嫌疑人，要定罪量刑的，这个等于做了一个修正，对刑法也是一种补充，对这类行为打击起来也是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倡导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无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进行定案，我们办理此类案件就有了依据。

　　记者：除了前段时间盛行的扎针案件，还有很多人给别人寄一些淀粉，这种恶作剧似的恐怖色彩的闹剧，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严重地触犯了法律？

　　李：咱们刑法刚才魏庭长也说过，去年12月9号，人大常委会出第三次刑法修正案，刑法291条进行了补充，其中明确规定，投放和编造虚假的投放，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生化性的这类东西，或者名知道这种恐怖信息还加以传播的，按照刑法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去年12月9号，人大常委第三次行政案进行修改和补充，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刑可以到15年。

　　记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杨局长，就是从今天看来，这些关于艾滋病的传言都是假的，可是当时为什么会在公众中产生如此大的恐慌？

　　杨：当时有一些老百姓都讲，这个艾滋病是治愈不了的，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亲眼看到，就是传来传去，李教授讲的以讹传讹，什么地方被扎，传来传去就走样了，根本没有这么大。

　　记者：事情公开之后，很多专家出来解释说艾滋病毒，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给人体，为什么这个谣言还会波及面这么大，甚至超越了天津的范围内，

　　杨：通过人事来讲，艾滋病毒不可能这样来传播，当时老百姓讲了一种知识，但是没有真正通过真正的事实说明。通过我们这个侦破案件，最后通过这个媒介宣传，老百姓看到真实情况了，他就明白了，原来确实是如何如何。我们这个案件，公开公布之后，很多老百姓对恐惧性消除了，以后再没有这种案件。记者：再也没有发生过？

　　杨：对。

　　记者：李教授，除了及时要公开这种对公众的信息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李：我想一个是加强宣传很重要，你比如艾滋病这种病毒，他本身传播主要是三个渠道，一个是血液传播，一个是性交传播，一个是母婴传播，除此以外一般很难传播的，扎针这种情况，艾滋病源体离开人体，很短时间内就死了，不能再用了。这个东西让群众广为宣传，从科学方面解释这些问题。不要谈虎色变，正确地对待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一些恐慌。

　　记者：中国人老爱说谣言让它不攻自破，制造大范围的恐慌案件当中，我们政府还能做什么？

　　魏：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出现大范围恐慌的时候，我们首先认真分析这种恐慌来源于什么。

　　如果用科学的理念进行教育，进行宣传，教育人们用理性去分析一些谣言和传言，往往这个传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有演绎的成分，就是说这些演绎的人，恐怕主观上并没有故意的想扰乱社会秩序这种故意。但是，客观上造成一些传言越传越离谱，或者说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离客观真实越来越远。那么我们作为政府，作为一些职能机关，所要做的，我想不仅仅是坐等谣言不攻自破。结合这个案件而言，在侦破案件以后，我们进行了大范围的宣传，那么这样的话，就使人民群众对传言的真相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更快的、及早的消除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我认为及时的宣传，然后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用一些科学的知识告诉市民应该怎么做，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

　　记者：及时公开真相其实是真正能够遏断谣言生命的手段？

　　杨：应该说是其中一个手段。

　　记者：发生这种案件，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你刚才讲了，对这类案件新的动向，从我们公安机关来讲，要及早发现苗头。就是说让它尽快在社会上波及面小一点，发现苗头及时进行打击、遏制。尽量让他在社会的影响小一点，这是对公安机关来讲。同时，我觉得应该什么呢？在发现这类问题，要尽可能从正面去宣传、引导，就是说还有一条，它发现一种行为在社会上，要动员社会力量，来围剿他。就是不让他形成一种气侯。

　　记者：杨局长碰到这样的事情，每个普通人应该做什么？

　　杨：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被扎了，你到公安机关报案，你听到这个东西，不要传，因为很多传播的渠道比较多，你这么说，他这么传，传来传去就走样了，越来越厉害，大家都害怕，遇到事情自觉做到不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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