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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锋戏剧第一次“入侵”首都剧院，也是孟京辉先锋戏剧对传统戏剧的第一次正面宣战。《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的上演将成为先锋戏剧进入主流戏剧的里程碑
自从1956年建成以来，北京首都剧院的舞台上从来没有这样闹腾过。荒诞的剧情、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嘈杂的电子音乐、演员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和歌唱。这是一部名为《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以下简称《关》)的话剧，编剧和导演是孟京辉，从7月 26日开始，该剧的首演将持续到8月18日，共演出20场。8月2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附近的“那里”酒吧，孟京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刚要笑，我就打断它
《关》是一部情节荒诞的戏剧，如果谁在剧名的迷惑下前来寻找孟京辉的爱情观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失望而归。除了荒诞的剧情之外，孟京辉在自己的新戏中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因为和来自香港先锋戏剧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的导演胡恩威合作，多媒体手段出现在了戏里；先锋音乐人苍蝇乐队的主唱丰江舟担任了这部戏的作曲。
新闻周刊：以前你的戏都是改变自他人的作品，这是你第一次当编剧，感觉怎么样？
孟京辉：这次当编剧感觉挺容易的，编剧主要是戏的架构和语言的掌握，把这两个做好了就行了。语言的把握是这个戏比较重要的一点，除了生活化还有高于生活，这个戏的语言有点诗化。
新闻周刊：有更加得心应手的感觉吗？
孟京辉：没有。排的过程中我们会随时改动剧本，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反正编剧也不在，咱们可以随便删改它”。
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在作为导演排戏的过程中，你忘掉了自己的编剧身份。
孟京辉：对。我觉得剧本就是一个材料，编剧提供的是一个框架。我作为导演是把编剧当一个元素来看待的，只是我炒的菜里面的一个原料，只不过这次的原料是自己配的。
新闻周刊：在表现形式上，这一次你采取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这样的改变，是仅仅出于从表现形式上的考虑，还是和你希望表达的想法有关？
孟京辉：在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根本没想到排完了会是这个样子。写完了给别人看，人家也以为这会是个喜剧，是个特逗的戏。最后这个戏之所以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可能是和我的合作伙伴有关。
新闻周刊：你以前了解丰江舟的音乐吗？
孟京辉：了解啊。开始我还挺害怕的，怕他都给搞成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发现，他的乱七八糟和这个戏正合适。这个戏里有一些坚硬的、冷的色彩，音乐也是坚硬的、冷的。如果我选择了一种质感，那么另外一种质感也应该坚决地贯彻下去。
新闻周刊：这个戏的另一个变化是，观众在看戏的过程中笑的少了。
孟京辉：是笑的方式不一样了。我没有让观众的笑爆发出来，是“含”着的，刚要笑，我就打断它。对我来讲，让观众笑简直太容易，但我要压制住观众，同时也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控制舞台的情绪对我来讲也是种实验。
新闻周刊：可不可以说孟京辉和孟京辉的戏剧开始变得理性了？
孟京辉：我觉得是更愤怒了，我对有些东西更看不惯了，我用另外一种态度表现出来。
新闻周刊：你通过这个戏希望表达的是什么？
孟京辉：这个问题问得最多，也是最没法回答的。我想表达的只是最近我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思考。我个人觉得表达得还不错。表达手法和我的思想合起来了，这次合得比较好。
新闻周刊：这个戏有一个让人费解的名字，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
孟京辉：名字无所谓，本来给这个戏取的名字叫《发烧》。名字和舞台上运用的玻璃、水一样，完全是一种质感的表达，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意思。
新闻周刊：我想了解演员和你的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是和你心有灵犀，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你？
孟京辉：人怎么会干一件自己根本不愿意干的事呢？肯定是这些演员理解我的。我们的戏剧是一种即兴的组合的戏剧，我们连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话都不用说的。当然也有不理解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在探索，我们经常停顿好长时间，但最后还都克服了。
乐观的结局嘲弄观众
最初的先锋戏剧标榜纯艺术，是拒绝世俗拒绝大众的，那时的孟京辉的态度是“我就牛，你爱懂不懂”。孟京辉猛烈地批评“观众是上帝”的说法，他说这一说法“既无耻又无知，既荒谬又自卑”。1997年至1998年间，孟京辉在日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虽然仍坚持观众不是上帝的看法，但他开始认识到先锋戏剧需要走向大众。《恋爱的犀牛》场场爆满，观众总数达到15000人次。对此，孟京辉并不满意。他曾说：“什么时候先锋戏剧变成主流了，要有30万人看，100万人看。达里奥·福的戏每年就有100万人看。”
新闻周刊：如果当初你接触其他的艺术方式更多的话，是不是今天的孟京辉可能就不是个戏剧导演了？
孟京辉：有可能啊。人被抛在社会生活里面，偶发性比较多，但最终还有个必然性，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戏剧。至于为什么喜欢，也很难说，就是挺喜欢的。
新闻周刊：在你心里，戏剧占据的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孟京辉：戏剧是我终生从事的职业，根本割舍不了。每次做戏剧，我的心情都特别舒畅。我归属于戏剧，归属于这些愿意为了我们的理想献身的伙伴。
新闻周刊：拍电影时你有这种归属感吗？
孟京辉：也有，但没那么强烈。
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想法，比如写小说，你会不会觉得不如通过戏剧来得更痛快？
孟京辉：其他的艺术形式我没有过多地接触过。我还是觉得做戏剧更过瘾，我也会在戏剧这条路上接着走下去。
新闻周刊：你的戏剧风格是独特的，对你的风格形成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孟京辉：很多人。比如卓别林、费里尼、伯格曼、达利、玛格丽特、毕加索、培根，这些人对我影响都非常大。他们的做法让我认识到了一点，一个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他们用自己的个性、用独到的眼光来引导他们的读者和观众来看这个世界。
新闻周刊：你的每一部戏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人批评，说孟京辉又在重复自己，又在拿老一套骗人。你在意这些批评吗？你怎么看坚持自己的风格和不断求变之间的矛盾？
孟京辉：这个问题很好，我也一直在思考。有一些好的艺术家一辈子都不变，他不管别人怎么评论。费里尼一直没变，伍迪·艾伦、大卫·林奇也是一直都没有变过。但不变有一个危险，就是他所坚持的东西必须足以支撑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如果能，那他有权利不变。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坚持自己的风格或是改变自己的风格也是评论家说的。变也好，不变也好，一个艺术家首先要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和呼唤，这是最重要的。
新闻周刊：你的戏剧一贯地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持一种批判和嘲讽的态度，这让人怀疑你是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你自己却说自己是个乐观的人。
孟京辉：我确实是个乐观的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我都能享受它，不要以为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在和你作对。悲观和悲哀是不一样的，我是悲哀但乐观的，我对社会生活有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我觉得必须乐观地对待它。
新闻周刊：我认为一个“悲哀而乐观的人”在他的作品里呈现的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表现生活的荒谬和悲哀，但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可你在作品里，连一个乐观的结局都不愿意给出来。
孟京辉：给出一个乐观的结局是不负责任的，是对观众智力的嘲弄。
我又不是大众情人
首都剧院是北京人艺的主阵地，北京人艺在这里上演了《茶馆》、《龙须沟》、《雷雨》等经典剧目，首都剧院见证了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正统戏剧的发展历程。除了林兆华进行过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外，从投入使用46年来，夸张大胆的表演还没有在它的舞台上出现过。
孟京辉说，他对人艺对首都剧院有一种情结，1983年他在这里观看了阿瑟·米勒和英若诚共同执导的《推销员之死》，那是他第一次走进剧院。在和观众交流时，孟京辉半开玩笑地说：“以前还没人像我这样在台上折腾过，我就是来砸场子来了，你怎么着？”
新闻周刊：先锋和实验意味着你的戏是独立于主流戏剧之外的，但现在你的戏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喜欢，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主流位置。你想到过今天这个结果吗？
孟京辉：没想到。我就想自己努力做事就完了，真没想那么多。
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观众喜不喜欢是他们的事？
孟京辉：说实在的，确实是这样。我又不是大众情人，我为什么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呢？没那个必要。喜欢的就让他喜欢，不喜欢的就算了，要允许人家有独立的思想。
新闻周刊：你的戏剧风格培养了一大批观众的欣赏口味，对此你有没有成就感？
孟京辉：还谈不到成就感。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比如戏剧教育，我希望还能做的更多一点。我特别想出一个小册子，很简单很便宜，把我自己的导演方法说出来。
新闻周刊：很多创作者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经历了一个创作高峰之后陷入低潮。你本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吗？
孟京辉：我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低潮。有时候有些东西想不出来，但都因为和朋友的交流克服了，问题不是特别大。
新闻周刊：你认为，北京人艺和中国国家话剧院代表的两种戏剧风格，哪一个更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孟京辉：谁能吸收先进的戏剧风格和实验的手法，谁能对社会生活有一种敏感的和深入的认识，同时又能不固步自封，谁就能领导未来的发展趋势。人艺和国家话剧院都有可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那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对待，是否能把握住机会，有没有一颗雄心和对戏剧负责的态度。人得真诚，对待艺术也是一样的。文/本刊记者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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