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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山西长治报道
从李向南到吕日周
在长治市新闻中心工作人员武素萍的记忆中，自《羊城晚报》今年5月初首次充满热情地报道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政治实践之后，她似乎每天都要接待两三家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 者。尽管随后的大多数报道基本是《羊城晚报》报道的翻版，但那些雷同的描述并不妨害一个事实——吕日周走着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
长治正成为一个象征。中国的传媒人在长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尤其是一些地方报纸，动辄以十几个版面的篇幅推出吕日周专题，对这位地方官员的品质与智慧推崇有加。而《南风窗》刊发的吕日周下乡笔记《太行山的十一个寒夜》，更是使很多读者泪流满面——从那些朴素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勇气过人的市季书记的另一面：久违的焦裕禄和孔繁森的影子。
然而，现实中的吕日周充满争议。
吕日周的仕途与中国的改革节奏非常吻合。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三年之后，他使穷困的原平县“咸鱼翻生”，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的总和。柯云路成名作《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改革经历即取材于此。作为李向南的原型，吕日周成为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改革者的缩影。1989年，吕升任朔州(地级)市长。
当迷恋上大气功师的柯云路的作品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时，官越做越大的吕日周也从“新星”变成了“老星”，但其抱负不减当年。在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里，吕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著述甚丰。据说，那10年他把中央政策研究透了，很多想法与中央的部署不谋而合，甚至还稍稍超前，同僚们直说他“中央有人”。
在山西当今官员队伍中，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吕日周是公认的调研与写作奇才，而且非常善于演讲。早年在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他的文章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被选入中学教材。从参加工作到1999年底，吕日周正式出版改革发展方面的专著18部，计500余万字。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吕日周更像一个思想家。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位长于理性思维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往往被下级官员视为简单粗暴和一厢情愿。当他成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他最擅长的似乎就是破坏官场生态和固有的游戏规则。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就是这样的角色，现在官至正厅、市委书记，人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仍被一些人称为“不成熟的政治家”。
两年的极限实验——吕日周2000年2月12日起担任长治市委书记——已经让许多人疲惫，尽管它在长治创造了某种奇迹。有人说，这际上在长治推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人治”和“权治”。
“极端”吕日周：
马甲、自行车和党课
今年3月，吕日周在长治推行“不文明马甲”，堪称惊世骇俗之举。那些有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十种不文明行为者，一经发现，即被罚穿印有“不文明行为人”字样的马甲。一旦穿上这种马甲，不但要课以罚款，还要“株连”单位领导等一起在媒体曝光。此举引来了方方面面的批评，但它的确使一个混乱肮脏的城市变得整洁起来，据说马路上仅有的几个烟头，也被天天一大早出门捡垃圾的吕书记捡走了。
“不文明马甲”最终被取消，不过吕日周还有其它办法。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老吕抓市容市貌，天天早晨满大街上转，遇到垃圾就捡，看到下水道堵塞就下手掏，捡完掏完就拿出本子记。到后来，就有一大堆领导跟在他后面捡垃圾。所有的单位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市委书记扫了自己的门前雪。但是，诸如此类市政方面的着数，与吕日周在政治领域的“创造”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纵然吕日周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官员，但他在上任之初那种张扬与无所顾忌还是出乎人们的想像。2000年2月26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吕日周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刚刚面对的长治官员队伍：“精力不够集中，方法简单化；‘官场经济’表现不少，‘官品’观念纠正不多；琢磨人的不少，琢磨事的不多；跑领导的不少，跑市场的不多；争功的人不少，揽责任的人不多；碌碌无为的不少，敢作敢为的不多。”“干部没有朝气，只有暮气，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傍晚将西落的太阳，甚至已经落山了，看不见光明。”
这样的开场白，几乎就是对长治的全盘否定。这还不够，吕日周又尖锐地指出，某些官员搞的是“四个代表”——一代表自己，二代表老婆，三代表子女，四代表情人。听者一片哗然。
当时吕日周面对的长治，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市。1999年，该市在全国22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56位，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其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在他眼前的长治政坛，不良的风气像瘴气一样悬浮，使他焦急而愤怒：“作为长治的干部，看着长治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又怎能安步当车，不思进取？！”
然而，愤怒并不能驱逐和改变那些已成痼疾的懒惰与无责任倾向。他决意从整顿公务员队伍、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着手改革。他认为，制约长治发展的最大顽症就是“懒”，“群众懒是由党员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造成的。懒干部造成懒环境，懒环境造成了长治的懒步伐。”
他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据说，有一天吕日周骑着自行车来到壶关县，看大门的根本不相信是市委书记来了，就是不让进，更让县领导尴尬的是，吕日周骑车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自己的高级轿车，于是到处找自行车骑。但有些人当领导时间长了，自行车已经把持不住。
而吕日周一天骑个百八十里是家常便饭。去年五·一长假，吕日周带着一位干事下乡——由于平时政务繁忙，他一般是利用节假日下乡——六天骑了500里，还专拣偏远山道走。他说，长治的出路，就在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和人民，我们怎么制定政策？制定出的政策又怎能起到积极效果？人民又怎能对我们满意？怎么会对我们共产党人和干部有感情？”
一些人说，或许老吕是真不想做那种被老百姓戏称的“蜻蜓干部”——“坐在车里转，隔着玻璃看，支书家里好吃饭，拍拍肩膀好好干”——但有车不坐，岂不更影响效率？老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吕日周置若罔闻，继续骑他的自行车，用双脚与“蜻蜓干部”的四个轮子赛跑。跟随他下过乡的干事说，回来后屁股往往要疼好几天。
吕日周治懒的另一绝，就是讲党课。他上课的时间都是选择在早晨五六点钟，据说听者最多可达数千人，一片睡眼惺忪。听书记讲完课，大家正好接着打扫卫生，然后正点上班。他每个月要讲七八次党课，走到农村就在农村讲，走到矿山就在矿山讲，不用讲稿，即兴发挥。
下乡的两种版本
一个著名的细节发生在吕日周的下乡期间。去年腊月二十八，吕日周提出到长治最贫困地方看看。他们一行人来到太行山深处的沁县新店村，召集了12名老人表困难、提意见。老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紧张不安地说几句市委市府领导英明，没啥困难，其它就不再说什么。眼看天近晌午，吕日周就说，大家一起吃个饭吧，拿起窝窝头就啃。老八路杨耀庭夹起一筷子酸菜，就想往吕日周的碗里送，可手抖得厉害，菜突然掉在了满是泥土的地上。老人难堪得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吕日周竟伏下身去一把捡起来，一口吃掉。在场的很多老人，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几十年的干群隔阂，让老吕的一口菜给抹平了。
杨耀庭说，快过年了，老伴想给他添件新衣服，但翻箱倒柜也只找出一块两毛钱，只好买了双袜子，算是过年的新衣了，“吕书记，你是咱老百姓的官，我想问你，政府说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什么我这个为革命负过五次伤的人还翻不了身呢？”
吕日周坐不住了。他给老人们深鞠一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作为长治的一把手，我对不起大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如人意，根本问题是干部与人民的要求有差距。”走的时候，他掏出身上的1000元钱送给杨耀庭：“收下吧，这是人民发给我的工资。”
不止一个人给记者讲过这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记者相信这样的故事在吕日周身上肯定经常发生。但是，在长治，也有人给我讲了下乡的另一种版本。大意是说，吕日周每次下乡吃饭，必然要对在座者拼命灌酒，要求大家说出对谁有意见，然后一一记录，回头就开始对照记录“整顿”。吕日周下乡嘘寒问暖，实为明查暗访，他利用这种手法，已经处理了相当一批不称职的干部。
不过，这两种含义不同的版本都反映出同一个动机——吕日周整肃干部队伍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在今年5月29日的全市各级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他说，要实现7年时间再造一个长治的目标——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4亿变成5年后的28亿，今年必须完成20亿——要求干部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要有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早起迟睡的思想、身先士卒的行为。“今年一年要修水泥路，大约需要人民币十亿左右，不靠变作风，哪来这十亿人民币呀！”
从今年1月到5月，长治市先后有800多名干部由于“工作不力”受到批评，160多人丢了官职。在这800多人中，很多是角色的开关还没有来得及扳转就被当头一棒。
传媒治市
长治大大小小的官员，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看《长治日报》。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在看吕日周是否又在报纸上点了自己的名。
8月8日，长治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举着当天的报纸对记者说：“你看看你看看，沁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公开检查。”
两个官员的两篇检查，占去了第一版的三分之一版面，原因是在全市“村村通”工程检查中，沁县工程进度慢，完成里程全市倒数第一。当天上午，吕日周就对此做了批示；当天下午，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吕日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要求全系统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沁县查找懒的问题，分析懒的原因，促进沁县各项工作的发展。
第二天，长治市各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由主要负责人带队，全部深入沁县，按照吕日周的要求“查懒”，工作方式就是“深入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反映，从本系统入手，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剖析原因，解决问题”，事后要写出调研报告。这是典型的吕日周风格。当然，他还忘不了嘱咐大家，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深入基层九条铁律办事，不给对口单位和基层群众增加任何麻烦。
同时，《长治日报》追踪报道，发表评论员文章，大造“查懒”声势。
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回忆说，吕日周上任第三天，就召集报社主要领导人座谈。与其说是座谈，还不如说是批判。吕日周说，《长治日报》不能做老好人，不能谨小慎微，要求他们办一张能够改良长治新闻空气和政治空气的“真正的报纸”。
有市委书记撑腰，报社胆子大了一些。2000年4月12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某乡党委书记在工作时间聚赌被捉的消息。当天吕日周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人民展开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长治日报》从第二天开始在头版展开大讨论。最终，那位乡书记被免职。在此之后，《长治日报》不断出击，连战连捷。
2000年8月，中共长治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要求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一切公务活动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吕日周说，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新闻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新闻监督的个人，不允许有对新闻监督弄虚作假的行为。
吕日周每天早上6点必须看到《长治日报》，并当即做批示，上班后就责令有关部门迅速落实解决方案。市委书记对新闻监督的重视，大大出乎长治日报社领导层的意料。总编辑弓德旺说，他们对吕书记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对吕日周所要求的新闻监督也有一个从不得力到得力、从不经常到经常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依旧不满意。从吕日周2000年8月以来的一些批示中，足以看出这位市委书记对《长治日报》的身心投入。
——“贵报内容离长治太远，如再不改，就改名叫《世界晚报》。”
——“我已多次批示，不作无头案报道，你们为什么不听？这是无能的表现。今天一上班，两报全体开会，检讨报纸。”
——“尚书记(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我曾批示50-60次，但是只要我不批示，稿子就变样，就没有新闻监督的内容。你可否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编，谁能把《长治日报》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监督报(就用谁)，否则人们来长治学习什么？”
——“死人办报纸，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从这张报纸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在走下坡路；办报的旧思想病复发了，又走了官僚式的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市’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样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有一天早晨5点，吕日周就把总编辑叫到办公室：“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无能报纸！”不仅如此，他还在大会上公开批评《长治日报》。
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长治日报》，有些人心里难免犯嘀咕：作为一份地方党报，批评各个部门等于堵塞自己的财路，以后的发行和广告怎么办？何况，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政体。
最终，一位出色的领导者的能力和决心，在这种混沌封闭的环境中显现了巨大的作用。吕日周坚信新闻监督是澄清吏治的有效方式，而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
“秦来英事件”是长治新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2001年3月，《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披露，壶关县店上镇一所偏远山村小学教学楼已成危房。吕日周看到文章，当即在报纸上签署处理意见，对分管副市长秦来英进行严厉批评，要求她“必须立即到该山村蹲点，在7日内解决该小学存在的问题”。第二天，《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发表了吕日周的批示。秦来英当时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见到报纸哪敢怠慢，立即收拾行李赶到壶关县，使学校危房问题顺利解决。吕日周举一反三，“不解决学校危房就让干部住危房”，无人再敢懈怠，长治的所有学校再也不用为住危房发愁。
这样的事情已不胜枚举，但反弹也从未中断。有人说，《长治日报》变成了大字报，变成了吕日周个人意志的载体。还有人问，长治以媒体治市，用媒体监督党政部门的工作，那么纪委干什么去了？人大干什么去了？从人治“回归”法治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在长治，一部新闻监督地方法规正在起草之中。这部地方法规将使长治的舆论监督从不确定的状态中走上法治的道路。据长治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介绍，这部法规最晚可于今年底通过省人大批准实施。当地人士普遍认为，吕日周完成长治的新闻监督立法工作，将比他做一个“监督书记”的意义大得多。
另一个变化非常微妙。吕日周依然认为长治的最大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而非产业结构或三农问题，不过现在他这样说：今后干部转变作风，要从“人治”走向民主和法治。
他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在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让人民管住咱们的干部，要启动‘五大监督’。”
所谓“五大监督”，首先是长治市委和市政府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然后是以人大牵头的法制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新闻舆论监督，还有民主党派监督。
吕日周说：“这些监督不光是组织监督，还包括组织里边的个人监督。人大代表都要定计划，这是我们作风整顿的一项内容。明年的人大监督要继续像选市长那样，把市长、副市长纳入人大的投票当中。原来我们是监督副市长，今年张兵生市长主动报名，说他也要加入这个被监督的行列，让大家投票，这是英雄气概！要敢于让人监督，没人投票了就下台。”
他要求五大监督都要开出落后名单，哪个人、哪些单位、哪件事有问题都要抓住不放，“提拔干部到今年3月就告一段落了，位子没有了，就剩下处理干部了。所以，为了保住位子也得变作风。”
虽然吕日周依旧言之凿凿，但他的思路好像正在发生调整。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似乎已经回到正常体制的轨道中来。
但是，在吕日周来到长治之前，所谓“五大监督”就应该是市委、市政府等几大班子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该是重要内容。问题是，在现实条件下，那种循规蹈矩的制衡关系恰恰容易造成吕日周深恶痛绝的“安步当车”与不思进取。
不可否认，正是吕日周的剑走偏锋才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吕日周的“人治”不但没有像某些人所担心的那样拖累经济，反而使长治经济持续增长。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如果吕日周出于某种考虑走上一条更稳妥的中间化道路，人们不知道这对长治是否是幸事。
事实上，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只不过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党和国家赋予的，而吕日周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舆论监督机制。也许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这样的道理：恢复并利用报纸的功能，比创造发明一套新制度成本更低，更有效率。
很多人寄望于那部即将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力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但是，吕日周在长治的实践告诉人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缺少法律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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