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长江百年最小流量

　　这几天，截流工程总指挥彭启友的心情不错。“从1882年以来的120年间，今年9月份长江的流量是最小的；11月份照现在的情况看，应该也是百年来较小的流量，对我们截流来说，真是有福啊！”彭启友笑逐颜开地对记者说。

　　彭启友最操心的事情就是水流量。每天早上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技术部门的水情分析。作为截流的总指挥，他自信材料、人员、设备等等各方面的准备都非常充分，惟一不能确定的就是水，如果流量太大，会给合龙增加难度和危险。

　　10月26日戗堤开始进占的时候，专家们还在担心江的上游会下雨引起流量增大，结果雨降到东南方向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北京开会的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打电话回来问情况，彭启友兴致一高就开起了玩笑：“我看流量不会增大了，你是不是给天老爷打电话了？”陆佑楣一听，也笑道：“我不会打电话，不过看样子你倒是打过电话了。”

　　彭启友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上大学的时候。1992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由中国水利水电三局、七局、八局联营的三七八集团，也是在这一年成立，彭启友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可是还没等把这个位子“焐”热，彭启友就提出要去三峡的申请。

　　截流工程主持设计者郑守仁成竹在胸

　　淤沙上绝对能修围堰

　　三峡工程截流设计工作由郑守仁院士主持。采访他，是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情。他对三峡工程熟稔在心，谈起技术问题来如数家珍，有关数据信手拈来，根本不用查记录；而一问起他个人的情况，老人就开始吞吞吐吐，还不时抬头看看挂在墙上的时钟，暗示记者他要赶时间。可是再把话题转回工程技术，采访又变得流畅了。

　　来采访前，宜昌当地的一位记者说，郑守仁可以说是“三峡工程精神的代表”。记者把这个意思转达给郑守仁，他却慌得直摆手：“不能这么说，三峡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我们这里集中了国内各方面的技术精英，光是参加论证的专家就有400多位。三峡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是靠我们国家整个群体的技术力量。”

　　郑守仁说，他搞了四十多年水利，从乌江渡到葛洲坝，从隔河岩再到三峡大坝，三峡工程是最大的一项，也是最难的。长江流量这么大，怎么解决泄洪，怎么解决通航，怎么排走泥沙……郑守仁说，“解决三峡的技术难题一定要反复实验，认真论证，确保万无一失。”

　　大坝施工，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修截流围堰。当时，关于在淤沙上能不能修围堰，有过一场争论。有些专家提出，淤沙强度低，在上面修围堰不能稳定，应该全部挖除。郑守仁表示，先做科学实验再说。江中心有个中堡岛，它的后河里的淤沙就比较厚，有十米到十五六米的样子。实验就在这里展开，等摸清了淤沙的性质，郑守仁成竹在胸：在这上面修围堰，绝对可行。

　　郑守仁是安徽人，淮河边长大，当年上学报考水利专业，就是想治理河道变水害为水利。为了这个愿望，他四十年如一日地扑在工地上。郑守仁的女儿现在苏州，也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个女儿。去年暑假，已经上了小学的外孙女跟着妈妈来到三峡，这是祖孙俩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见面。

　　“五一奖章”获得者广胜霞特别荣幸

　　两次截流我全赶上了

　　广胜霞微笑着站到记者面前，一件蓝色的牛仔外套，可以看见里头粉色的毛衣上有好几个被焊花烫出的小洞。广胜霞作为三峡工程中一名普通的焊工，却拥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

　　第一次到坝区去找广胜霞采访，没能找到。她的同事说，广胜霞请假回宜昌的家里去了，第二天才能回来。记者见到广胜霞时，她解释说，赶回去是替丈夫送行，同时照顾一下家中身患癌症刚做完手术的老人。丈夫和她都是葛洲坝集团的焊工，可是他们俩除了谈恋爱的时候在葛洲坝工地上同处一个班组，之后几乎就没有同在一个工地的时候，现在广胜霞的丈夫在广西龙滩水电站工作。就像牛郎和织女一般，他们俩一年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广胜霞记得很清楚，在她的儿子只有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她上了工地，等到回来，孩子根本不认她，一抱孩子就哭。“刚刚混熟没两天，我又要走了。”

　　广胜霞说，三峡工程的两次截流，她全赶上了，感觉特别荣幸。“截流之后，我们又有更多的事情做了，多高兴呀。”广胜霞说。的确，截流对于成千上万个三峡人来说，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意味着新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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