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辛徽发自北京

　　编者按：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并以此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修改了党章，从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引起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的变革，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的一次自我完善，为此，本报特别约请了越南驻华大使和俄罗斯驻华公使进行采访，越南是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是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请他们结合自己国家的经验，谈了对中共十六大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现呈现给读者，以供参考。

　　在俄罗斯国内曾有人说过：前苏联永远是中国的老师，过去搞革命和建设是老师，现在亡党亡国，其中的经验也能让中国受益匪浅。如果按照江泽民主席“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说法，这句话无疑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不过，俄罗斯驻华公使贡恰罗夫在对《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谈及中共十六大与“三个代表”理论时首先表示：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江泽民签署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即两国之间都要尊重各自国家的体制和发展道路。

　　“与时俱进”有助于中共领导中国

　　“怎样看待十四大以来中共十年的转型？”在回答记者这个问题时，贡恰罗夫特别谈到：我们千万不

　　能忽视中国的特殊国情，贵国领导还要利用现有资源来生存和发展。

　　每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中国要对人民生活给予保障，对国家和社会的协调，管理和控制的能力就显得比别的国家更重要，这些资源利用是优化，合理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小康”和“大同”的概念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很早就提出来了，现在执政党还要利用这些思想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中国的转型，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和框架下进行的。

　　就中国的转型而言，贡恰罗夫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发展过程是非常快的。”

　　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华的情景：那是在1984年，中国的改革刚刚从乡村转到城市，当时的中关村，已经有了一些小型私人餐馆，而计算机和软件之类的公司非常少，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变成了一个新的生产力，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还有流动人口问题，也是很有代表性的，1978年以前没有。这些人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建设是有作用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消化这些人口的问题，有社会保障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还是能够“与时俱进”，及时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妥善办法的，如果当年苏共也能像今天中国一样，找出一个办法，苏联不会解体。

　　“当年苏共为什么未能做到这一点呢？”贡恰罗夫回答说：是当年苏共脱离了人民，以至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人民的需求。

　　他介绍了这样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中共和当年苏共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赫鲁晓夫时代，他给很多人都平了反，包括很多高级领导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到领导岗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大多数都回到了领导岗位。贡恰罗夫认为：“这个差异非常重要。”这就使这些(被平反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了解民情，就知道要发展生产力，就知道人民最需要什么，而苏共则完全拉开了同人民的距离，完全不了解人民在想什么，更谈不上什么“与时俱进了”。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贡恰罗夫评论说：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20年后，中国的变化会更快，这主要是中国领导人对现实能非常快速的反应，能够“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提供回旋余地

　　讲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新增加的“三个代表”理论，贡恰罗夫分别做了分析。

　　他说：我清楚地记得，苏联解体前夕，我们领导人讲话，做报告，他们都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是一个微妙的看法。

　　当时我们的领导人对于电脑、先进的通讯工具、录像机等，采取排斥的态度，表示要加强控制，包括一些非常聪明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他们总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巨大调节作用，这实际上是主观主义，所以生产力无法发展。邓小平的突破，就在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以及“七一讲话”时，江泽民实际上是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对于先进的文化，贡恰罗夫认为：中俄两国在一定时期都进行过革命，革命成功后就把以前的文化说得一文不值，这一点中俄两国都一样，这是实际情况。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无保留地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精粹，而且对一切先进的中外文化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对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贡恰罗夫认为，这一观点一是具有社会方面的意义，即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要有一定的平衡，要顾及最广泛人民利益，这对台港澳地区也有作用。以台湾来说，这一思想至少有利于中国了解台湾的利益。实际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是给未来的指示，而“三个代表”的意义比“南巡讲话”广泛得多。前者是强调经济，后者是强调对全局的总揽和控制，它使得刚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未来也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因此他认为，“三个代表”很不错，可以不断适应时局的变化。

　　“与时俱进”是最好的办法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将要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以及中国未来的前景会如何时，贡恰罗夫表示：借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未来是很难预测的，要看实践。不过现在中共正面吸取了苏共的经验，有了很多不同于苏共的提法，这主要是理论上的调整。同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一样，中国提出了“与时俱进”，这是最好的办法。要是以后能做到不回避问题，不断“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顺利控制全局。

　　贡恰罗夫还比较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同当年苏共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居安思危，而当年苏共领导层总是强调自己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而一个党一旦开始处处强调自己的利益，那它实际上就要完蛋了。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你们的领导人不断强调自己的问题，难题和不足，不断给自己提出新标准，这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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