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义

　　当十六大产生的新领导集体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时，人们热烈议论着这样一个现象：九名政治局常委全有工程师职称。24名政治局委员中有工程师职称的16人。

　　按照统计，十六届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是60.7岁。他们的大学生涯都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度过的。毫不奇怪的是，从履历上看，“工程师”们都有担任技术员的经历，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后培养出的专业技术人员。如今，他们都进入了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权力核心层。还是让我们把镜头拉长，回到20多年前。

　　个人历史：风云际会

　　先说两个与政治局成员有关的故事。

　　1979年，宋平同志出任甘肃省委书记。时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胡锦涛已经在甘肃生活、工作了11年。有一次，宋平到省建委亲自主持座谈会，指示各处汇报工作。胡锦涛出面汇报。理工出身的胡锦涛，平时就很用心，又经常实地考察，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在一群汇报的干部中，胡锦涛条理简要、数据清楚的发言与众不同。当宋平问起一些方向性问题时，胡锦涛的观点与建议更让宋平激赏。第二年，胡锦涛出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1982年，仅仅经过三个月共青团省委书记职位上的历练，胡锦涛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又过了两年，即1984年，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仅过一年即1985年便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42岁)。

　　1980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视察二汽。当时，已在二汽生活、工作了12年的王兆国刚被提拔为副厂长。筹建二汽创业的老同志黄正夏向邓小平详细地介绍了王兆国。有一件事引起了邓公的关注。王兆国到二汽分厂车厢厂主持工作的时候，经过一年苦战，改变了生产涣散局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王兆国照样抓生产，整顿劳动纪律，并抵制贴大字报。听完介绍后，邓小平高兴地说：“共产党有人才，有干部。”1982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邓小平专门谈了接班人问题，说不解决接班人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当时，邓小平特意提到了王兆国。同年，王便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仅过了两年，即1984年，王出任中共中央机要部门—中央办公厅主任。1982年，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标志性的一年。而他们的被提拔，在当时有着很强的超常规性。

　　如果仔细考察政治局其他有工科专业背景的委员，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1982～1986)，在与专业有关的部门或企业中工作了很长时间后，他们开始进入党政部门，担负起领导重任。比如，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的吴邦国，分别在上海电子管三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电真空器件公司担任过领导，1981年开始在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担任党委副书记，仅仅两年后即1983年便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电机制造专业毕业的黄菊，在上海中华冶金厂、石化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后，1982年出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第二年便成为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又过一年，便出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曾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青年知识型和技术型领导干部的兴起作过专门研究。他指出，中国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精英的大转换。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里，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岗位，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着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层的政治人物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则是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在他看来，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中的佼佼者进入核心领导和决策层的现象毫不奇怪，这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和干部“四化”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

　　1980年8月，在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

　　而在今天组成政治局的成员中，相当一批正是搭上了这把“轻便的梯子”。为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批强有力的领导人直接推动下，中央不但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来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工作和处理相关的问题，还向地方和各部委派出很多工作组来监督落实。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各级领导班子重建。

　　当时，许多“文革”后复出的老一辈革命家频繁地到地方视察，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和选拔干部人才。前面说的王兆国的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发现”的例子。他们年轻，有高学历(有知识)，这些都符合“四化”标准。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胡锦涛同志汇报工作时的“条理简要，数据清楚”。一方面，这反映了专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要求的变化。徐湘林说：“建国后，我们面临着超负荷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任务，当时主要的工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模式，靠不断激发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来搞经济建设，这种模式最需要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和动员群众。积极分子很快成长为党在基层的骨干，然后被提拔，担任要职。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一度是被排挤的，在政府和企事业各部门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各种企事业单位长期是不懂业务的政工干部在领导。当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这种现象导致的武断决策、无效率和浪费、官僚主义的弊端自然无法为改革者所容忍。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猛烈抨击了这些弊病。”

　　与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干部相比，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所具有的讲求实效、办事条理清晰、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以及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自然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有意思的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温家宝，也有过和胡锦涛类似的经历。温家宝年轻时，在甘肃从事了十年的地质勘查技术工作。也是在一次汇报会上，当其他干部只是笼统介绍情况时，温家宝则摆数据、说思路，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了，干部人事政策也会相应改变，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进入领导和决策岗位就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徐这样总结。

　　不变的底色：讲政治

　　人们对新一届政治局成员的职业背景感兴趣，其实是想借此了解他们可能的执政风格、政策取向。比如，人们认为工科背景的官员可能比较务实，意识形态色彩会淡化。同时，有的人则认为官员的知识结构应该丰富，如依法治国已经是我们的基本方略，所以学法律出身的官员也应增多。

　　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则提醒说：“这些说法可能都是误导性的。比如，人们现在议论说是专家治国。其实，这里的‘专家’无非是指这些官员年轻时的经历。而现在政治局成员的职业其实就是干部。干部是中国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

　　去年出版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其实就是干部)就被当作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之一。政治局委员自然也不例外。

　　徐湘林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干部四化’的过程中，在中低层领导班子里，提拔了相当数量有学历和技术背景的领导干部，但其中也有一些对领导工作‘不胜任’的干部。比如，有的虽有技术专长，却没有领导才能，没有处理问题和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有的主动辞职，有的在考核中作了调整。专业背景还不足以让他们不断升迁。”

　　徐湘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真正合格的干部”被不断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政治上要可靠，一直是首先要考虑的标准”。

　　比如，上世纪80年代精英大转换的过程中，邓小平把政治上可靠列为四个条件之首。其内涵十分明确：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的政治路线。这样，那些靠造反和搞运动起家的干部就成了替换对象。而经历过“文革”风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60～70岁的年龄才重返权力中心，他们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当时，邓小平多次提到王洪文一句流传甚广的“战书”—十年后再看！由此可见，当时领导人对如何选择可靠接班人心情相当急迫。

　　再审阅今天具有工科学历背景的政治局成员履历时，我们发现，他们作为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至少不是过去意识形态的受益者，有不少还是受排挤的。新的干部路线把他们选拔出来之后，拥护新的政治路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杨凤春进一步分析说，在第三代领导人治国时期，“讲政治”达到了新高度。江泽民亲自掀起了三年之久的“三讲”运动，“讲政治”是核心内容。在江泽民关于这个问题的多次论述中，我们看到，拥护党中央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只是内容之一，此外还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敏感性、政治洞察力等多方面内容。江泽民提出：高级干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使自己成为党所要求的治国治党的政治家。

　　最能体现一个政治家政治立场、政治敏感性、政治洞察力等品质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在第三代领导人治国时代，中国经济空前繁荣，而“重大斗争”也比较频繁。比如腐败现象往集团化、高层化方向发展，比如“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斗争成分升级，比如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造成突发性事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敏感性和处置能力，也就成为我们党新时期选拔接班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江泽民多次提到，凡在重大斗争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中青年干部，就应该予以重用或重点培养。在“重大斗争”中工作坚决、处置得当或善后出色，就会在选拔过程中占有很大优势。

　　杨凤春认为，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当我们分析新的领导集体政策走势的时候，其学科背景的意义十分有限。在他看来，“任何不稳定因素都会受到新的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并且会成为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11月18日，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十六大与新老交替”的演讲。胡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敏感时期”，保持社会稳定成了首要任务。对新的领导集体的考验，不仅仅是有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杨凤春进一步分析，职业背景在本质上不会影响政府政策，政府政策调整取决于体制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程度。比如说，人们呼吁我们的政策应该多一些人文关怀，假如现有体制对这方面的资源支持程度比较低，那么即使是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高层领导人也难以有为。而如果现有体制对这方面的资源供给和支持程度较高，那么即使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也能大展拳脚。

　　胡鞍钢则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时代；那么当各类经济活动者已经成为经济主体并根据市场机制独立决策时，党应当从日常经济活动中退出来，党的工作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开创中国制度建设的时代。所谓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说，十四大和十五大对如何建立前者提出了制度框架，十六大产生的新领导集体应该着眼于后者，“他们不应当仅仅是技术官员，更应该成为大国政治家”。任何良好的愿望都离不开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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