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及职能部门发布政令的主要方式是发送“红头文件”，由于历史原因，政府文件向来是不轻易示人的——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政府官员如若级别不够，也不是所有文件都能看到的，因而人们对这类文本总持有一种神秘感。而且“红头文件”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载体，往往体现的是上级意志，下级只有学习和贯彻的份儿。也正是由于这种单向不对称性，当公众的权益受到行政侵害时，往往是“有冤无处诉”，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红头文件”订量翻两番

　　京城百姓热切关注的北京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到哪里可以找到最完备的两会报告呢？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编辑部获悉，两会报道的内容将全文刊载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2003年1月第2期上，本月25日左右即可与广大读者见面。

　　淡蓝的封面、大红的国徽，整体色调看起来朴素大方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刊载的内容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过去不容易看到神秘的“红头文件”。《公报》刊登的内容与正式的“红头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昨天，指着刚刚出炉的2003年第1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编辑部主任邹代荣告诉记者，自2000年创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来，公报发行量已经从最初的3000份发展到2003年的12000份，创刊以来订阅量已经翻了两番，其中“普通百姓订阅数量是增长最快的”。

　　邹代荣说，在文件量大的情况下，经常需要增加期刊页码，为了及时刊出有时效要求的规章、政策措施，及时选登贴近群众生活和社会热点政策性文件，他们已经增加了27%的文字和信息量，页数最多时达到了68页。　看“红头文件”当明白人

　　昨天晚上，记者来到宣武区香仁胡同，在一排年代久远的老房子里，找到已订阅两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的李连璧家，61岁的李连璧老人干了一辈子房地产工作，于去年年初退休。老人正坐在桌前看当天的北京晚报，一摞淡蓝色封面的《公报》摆在案头。

　　老人告诉记者，以前在单位时已习惯阅读一些文件，对政府的政策法规尤其感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公报》从此开始自费订阅。“也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当个明白人，虽然年纪大了但也得跟上时代步伐。”老人指着眼前的《公报》感慨地说，“别看每月才花10元钱，可有它没它就不一样，社会上的大事、各级政府最新出台的规章制度以及市里下一步工作重点，我都能从中揣磨出来，现在子女邻居都习惯向我打听新政策，说我这儿的最准确最全面。”一次从《公报》中看到政府做出承诺，到2008年前完成旧城改造，老人甭提多高兴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有关危改的政策，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受惠于危改政策，在2008年前搬进新房子。”　“红头文件”撑腰说话硬气

　　“逛逛公园都需要了解公园的规矩，何况生活在一个城市呢。城市发展得越快，我越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公报了解这些变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才会觉得非常踏实。”昨天，已经连续订阅3年政府公报的赵伍川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给了我这个权利，我就要运用它，能用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家住长辛店的电工王树山告诉记者。“我只有在了解了党和政府的文件之后，才能知道基层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有没有一五一十地执行。遇到个别干部做了出格的事，我不能以个人为出发点来反驳，只有站在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才硬气。”王树山说，《公报》他会一直订下去。

　　自己开办信息咨询公司的王录山先生已自费订阅《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两年，他告诉记者，过去，政府“红头文件”只是按行政级别发送，而民营企业没有行政级别，只能从媒体上获取政策走向，根本就接触不到“红头文件”原文，而媒体上披露的信息一般都不那么具体，所以要想了解具体内容，还得去政府有关部门查阅文件，不但手续麻烦，而且还会遭到带有怀疑目光的盘问。“现在好啦，我只要花5块钱就可以把一大批‘红头文件’买回来，自由自在地看。”

　　“红头文件”今年上报摊

　　“据我所知，仅仅在我居住的万寿路生活小区，就有大约700余户人家订阅了《公报》。”在市水利院工作的赵伍川女士提供的情况从侧面证实了记者从编辑部得到的消息。

　　为配合个人读者订阅量不断攀升的趋势，政府公报所刊登的内容也越来越具体、日益贴近百姓生活。从一开始主要登政府、办公厅文件，到现在增加了各个局委办、职能部门的规定、条例。

　　一些长期订阅公报的单位和个人，已经习惯于将公报作为学习掌握政策法规、维护合法权益的工具，往往差一期也坚决要求补齐，留存备用。“退休后的待遇、房改、保险，哪一样都能在公报上找着，虽然不可能每一本都有用，我还是愿意都保存下来。”过去在企业做会计、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殷纯明老先生也是一个忠实的公报读者，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刚刚收到编辑部给他寄来的订阅收据。

　　为了加强服务，编辑部已经建立了用户信息数据库，随时为用户查阅订阅情况服务。“今年第一季度的重点工作是扩大发行渠道，争取读者可以直接从报摊上买到公报。”邹代荣告诉记者，今后《公报》将走进书店，走上报摊。

　　外国人也能查阅“红头文件”

　　自去年以来，全国各地在清理、废止一些过时的“红头文件”的同时，也放开了“红头文件”的限制，和北京一样，许多地方的“红头文件”已开始向百姓“解禁”。

　　广州、大连等城市的普通市民可自费订阅政府公报；上海、武汉、济南等城市的“红头文件”对公众开放；南昌市的“红头文件”将直接发送民营企业；国家经贸委还将“红头文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而广东省从本月开始，又放开了外国人查阅“红头文件”的限制。

　　“我们就是要打破政府“红头文件”的神秘感，把它从各级领导的案头拿走，放到群众的手中。”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操建华副主任这样告诉记者。

　　公开“红头文件”有利依法行政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昨天告诉记者，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红头文件”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以及与群众生活切实相关的具体规定，其实质趋向于政府为百姓服务所制定的政策规章，这样百姓当然有权知道其详细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接受服务和实行监督。“红头文件”能走出“衙门”，来到寻常百姓家，不仅方便了民众依法办事，也说明了各级政府的透明度在不断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职能向服务性转变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红头文件”在更大范围内的公开，使公众有了监督政府的权威依据，从而使政府行为更加透明、更加守法，这必将有利于依法行政风气的形成。夏教授告诉记者，随着中国加入WTO，今后这种体现民众知情权的事件将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