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值得庆幸的！在珠三角地区引起恐慌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仅仅庆幸是不够的，这次疫情富有实战意味地对社会应对、处理重大危机的能力和机制进行了考验，进行了有益提醒。在我们看来，这次检验所暴露的诸多问题是值得正视和深思的。

　　反思之一：政府的疫情及危机处理机制有待健全。政府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显然是较为有效、及时，也是显得较为开明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这次并不严重的疫情却产生

的对广东本地甚至对中国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巨大影响和波动来看，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疫情处理机制和西方国家比还显得较为落后和脆弱。

　　这是一次小规模的，也是被较快控制的疫情。那么如果是大规模的，不易控制的疫情，我们的疫情处理机制该如何应对？如果是一次生物恐怖袭击，我们的疫情处理机制又该如何应对？据了解，我国的生物恐怖应对办法，是在美国继9·１1事件遭遇炭疽热病毒后才开始制定的。而西方国家却早已有一个从政府、军队、媒体到民间组织等的多层次的完备的疫情处理机制。因此，我们以为，我们的政府应多方面借鉴西方的成熟成验，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疾病预警机制、流行病控制队伍，建立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疫情危机处理的机构和体系。

　　我们的政府在面对社会重大疫情、危机时应如何作与时俱进的改进和应对呢？国家是否应在立法中对疫情的预警、公布方面更有建树呢？都是值得一思的。

　　反思之二：社会危机管理学研究相对薄弱。在我们的政府越来越智能化、精英化的今天，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政府的决策、行政技术水平也就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相对薄弱和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对落后也是紧密相连的。

　　在西方国家，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量化，建立了各种以数学计算为基础的危机处理模型。政府当然不可能去死套这种模型，但这种精确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处理危机的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对危机管理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体现在立法上，如日本就有紧急事态干预法，而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几无所闻，这自然也会使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习惯于用传统方式，习惯于用人治方式。为了使危机管理走向制度化和高效化，法治显然是必要的。而如果缺少学者的相关研究，又怎么能产生高水平的立法呢？

　　反思之三：公众危机意识教育亟待加强。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公众自身是需要反思的。白醋为什么卖到几十元一瓶？情绪为什么这样恐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公众的非理性情绪过大，缺乏面对危机的正常心态。

　　在一个理性的社群里，谣言是很难盛行的。而在非理性情绪面前，不要说疫情，就是一件小事，都可扩散为一个社会危机。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在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曾爆发过手纸危机。起因居然是因为日本一小超市手纸减价，结果市民排队买手纸，后来发展到挤垮超市，并迅速波及全日本，引发严重的手纸危机。

　　那么，在危机面前我们该如何走向理性呢？还是可以日本的手纸危机的教训为例。该事件之后日本就加强对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其核心思想是居安思危。而我们现在恰恰缺少这一教育，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环境中，我们总是以为危机不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如此“过度乐观”的公众、社群，就特别容易惊惶失措，听风就是雨，非理性情绪像野草般疯长，从而对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冲击。

　　因此，从这次疫情事件中，市民们应树立一种居安思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危机意识。我们的社会以及教育部门也应加强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教育，以培育出一代临危不乱、应对有策的现代新公民。

　　□本报评论员傅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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