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1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撰文，对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进行了阐述。王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基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下文为王毅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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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这既是对迄今我国周边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为我们在新世纪、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对进一步做好周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任何国家都重视与邻国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也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与周边邻国关系搞好了，有利于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创必要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站稳脚跟，运筹外交全局，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首先，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5个。其次，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周边不少国家与我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有影响。第三，我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第四，我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热点”，有些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背景，是我们开展周边外交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多年来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中国的发展首先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使中国从中受益。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地区，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外部延伸地带。

　　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周边动荡，则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干扰。

　　二

　　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周边工作，他们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为周边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体力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始终将推进睦邻友好、开创周边和平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

　　我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具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三是促进地区对话与合作。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中国外交宗旨。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在中央睦邻友好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在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无理制裁的形势面前，我们根据中央确定的对外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从周边入手，排除干扰，打破制裁，增信释疑，广交朋友，开创了对外工作新局面。

　　我们利用对日工作的深厚积累和中日互为近邻的利害关系，积极开展对日工作，促使日本从中日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先走一步。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日，中日关系实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

　　我们抓住两极争霸终结给国际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相继与越南、老挝、蒙古以及印度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恢复了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我们还及时同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我们全面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进程，推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议。在此过程中，东盟对华态度发生积极转化，我与泰国等建立起相互信任，与印尼实现复交，与新加坡、文莱等国建交。

　　我们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的变化，在维护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逐步开展与韩国的交往，并在1992年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后，实现中韩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国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姿态开拓周边，周边外交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共同利益逐步扩大。我国的周边环境迎来了更加良好和稳定的局面。

　　在东面，江泽民主席1998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全面阐述了对历史问题的立场，日方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双方强调应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基础上，实现世代友好。近年来，中朝之间恢复了高层交往，金正日总书记两度访华，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成功访朝，提出把“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方针，中朝传统友谊获得巩固和发展。同时，我国与韩国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各个领域交往进展迅速，双方一致同意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南面，我们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连续迈上新台阶。1996年，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确定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泰、印尼等国伸出援手，提供金融帮助，有效遏阻了危机的蔓延。2001年，我国倡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短短一年后，双方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奠定了自贸区法律框架，明确了10年建成目标，启动了全面谈判进程。这一重要举措首先体现了中国与东盟政治上的相互信任，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同时顺应了时代潮流，带动了区域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新的突破，也是南南合作的成功实践。

　　我们与东南亚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的努力也取得重要进展。在两国领导人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与越南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解决了北部湾划分问题，确立了与邻国的第一条海上边界。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向外界发出双方愿致力于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和平方式处理本地区争议的积极信号。

　　在西面，中印两国1996年决定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出现波折。经过做工作，印对华态度出现积极转化，两国领导人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胁共识，一致同意在相互交往中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关系得到全面改善和发展。我国十分珍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真诚友谊，同巴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9·11”事件后，我们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调整内外政策，帮助其改善对外环境，中巴友好进一步加强，巴称我为患难之交。我们及时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五点主张，得到各国响应，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恢复发展了中阿传统友谊。

　　在北面，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保持频繁接触，相互理解与信任不断增强。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和中亚邻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我国与蒙古签署新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两国关系进展顺利。

　　随着中国的外交舞台不断延伸，多边合作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深化睦邻友好，通过参与地区安全对话维护周边稳定。江泽民主席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积极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等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俄等国共同倡议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树立新型安全观及新型区域合作提供了宝贵启示。2002年第六次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20多项建设性倡议，签署或发表了10多个协议或宣言，引导了区域合作发展方向。我国还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开展了以对话增进信任，以合作谋求安全的新安全观实践。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增信释疑，使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加强对华合作日益成为周边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

　　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对的战略机遇具有十分丰富和全面的内涵，就外部环境而言，首先在周边有着充分的体现。周边各国大多以振兴经济为主要政策方向，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识在上升；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大国间的对话与协调进一步加强，互不构成现实威胁。我们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周边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因素，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对话与协调的潮流，使周边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牢固地缘依托。

　　有机遇就有挑战。在看到大好形势情况下，我们也要像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周边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严峻的挑战。比如，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上升；朝鲜半岛、印巴关系等热点问题在反恐背景下也被注入新的复杂因素；一些国家冷战思维尚存，继续强化双边军事同盟。此外，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有的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存有疑虑等。

　　新世纪新阶段，周边外交要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以加强睦邻友好和加强区域合作为两大工作方向，不断提出新举措，努力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

　　(一)睦邻友好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精髓。加强睦邻友好，就是要不断加强增信释疑与互利合作，巩固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开拓与周边大国的关系。

　　我们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友好关系历经时势变迁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他们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信得过的伙伴。对他们，我们必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坚持互信互利，谋求共同发展，避免强加于人，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我们重视巩固同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的传统友谊，将继续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致力于深化与东盟各国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并且积极探讨确保双方长远友好法律基础的实现方式。

　　我们将本着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精神，努力扩大同周边大国的共同利益。俄罗斯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我们将按照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共识，努力维护和发展两国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的新型睦邻关系。日本是对亚洲未来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们要继续根据“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敦促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努力扩大两国新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双方协调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承担振兴亚洲的责任。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两国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我们将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政治对话，扩大经济合作，搞活民间交流。

　　(二)区域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投入领域。加强区域合作，就是要加快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发展，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及各方利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路子。

　　我们将从三方面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是推进该组织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加强安全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经贸和能源合作；三是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对话与合作。

　　我们将以东盟和中日韩的合作(10＋3)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继续尊重和发挥东盟的重要作用，在深化经济融合的同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10＋3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丰富其合作内涵，引导其全面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中日韩三边协调与合作，为深化东亚合作做出贡献。我们将以东亚合作为区域合作核心，同时支持其他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形成整个亚洲多层次、多样化、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复合型地区合作框架。

　　(三)多年来，我们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报告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就建立新秩序作了明确阐述，丰富了新秩序的内容，形成了我们的新秩序观。周边国家大多同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在建立新秩序问题上共识较多，周边可以成为我们建立新秩序的首要实践场。

　　我们提出新秩序，不是要抛弃或否定现行秩序，而是要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们倡导新秩序，不是要排他，而是希望实现开放、包容和共赢。我们重视发展与美、俄、欧等大国的关系，重视与他们就亚洲问题加强对话与协调，愿意看到他们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周边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可以说是对政治新秩序的实践。我们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融合，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对经济新秩序的实践。我们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倡导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对安全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尊重周边国家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推动多种文明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在文化领域对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将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与周边国家一道，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既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有多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既承继了“亲仁善邻”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谱写出中国睦邻友好外交的新篇章，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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