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在高层一系列会议的推进下，“反腐败”问题又被提上制度创新的议事日程。
许多学者一直把权力的相互制约和互相监督作为根治腐败的灵药，可是，这剂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衡论”能驯服“狡猾”的权力放弃自己的“私利追求”吗？制度的漏
洞就存在于对这个问题中。
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制度安排下，权力之间确实可以互相制约，你监督我，我监督你，在这种张力平衡下实现公权的理性化。但是，分立的权力之间可不可以相互勾结，谋求共同的“小群体私利”，把共同的贪欲指向人人皆可得而享之的“国有资产”呢？答案是显然的，在“权力分立”的幌子下，在“共谋成本”相当低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必然会发生。
可以举个例子，为了防止一块蛋糕被一个人吃掉，于是就派两个人去监督他，那么，三个人会不会想到勾结起来共同分食这块蛋糕呢？大家都可以免费享用到权力带来的午餐，又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就应该再派几个人来监督这三个人，然而，增加的这几个人也可能会用“群体分利”的形式来瓜分这块诱人的蛋糕，所以，监督与被监督之间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会变成坚不可摧的同盟者，所以就出现“权力共谋”的难解之结，权力的制衡就陷入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监督悖论，不同的权力都“内卷化”为一个权力，那就是“贪污”和“腐败”的权力，滥用“公权”的权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监督失效”的现实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互相监督的权力都有相同的品性，都有腐败的可能，所以难免狼狈为奸。因为权力有相同的属性，所以沟通起来特别方便，结成腐败同盟的成本就非常低、非常可行。
假如我们换一种思考，用一群人的权力来监督一个人或几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想腐败，想损公肥私，他就得摆平监督自己的那些人，可是，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人时，他就会泄气了，这一群人自己又怎么“勾结”得起呢。如果是一百个人，每人100元，就得花费1万元，这尚可对付，如果是一千人、一万人，这个成本他又怎么支付得起？而且他又和这一群人没有什么可以“勾结”的共同利益目标，腐败成本自然会高，他又如何敢轻易地向公共财产伸手。
这个“一群人”应该是广大的纳税人，用这“一群人”的权力来监督“一个人”才不会出现“权力勾结”的悖论。权力腐败的根本在于对公共财产的诱惑超越了对于东窗事发的恐惧，超越了对于“阶下囚”的害怕，而对于公共财产的诱惑的大小又在于可接受性的大小，如果监督的人少了，可以先腐败这几个人，如果监督的人多了，腐败成本就会非常高，公共财产的可接近性也就低了，从而滥用公权的腐败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实现这种让“一群人”监督“一个人”的制度设计，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政务公开”，让“一群人”可以非常透明完全地监督公权的运行和公共财产的运营。“一群人”对于公权是非常“警惕”和“敏感”的，因为公权的运行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关系到他们的纳税去向，关系到未来的福利，所以这“一群人”面对的“利益”与“公权”所面对的“利益”完全相反，恰恰能实现监督的任务而不会走向“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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