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丽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一些大中城市设置的行业和工种限制、硬性规定企业单位不得使用农民工。”

　　“农民进城务工要办暂住证、健康证等五大证；要交就业登记费、审核费等各种费。少一证就挨罚，甚至遭遣返。”

　　“现在流行‘35岁退休’的说法，因为满大街的招聘广告说得明白：只招35岁以下人员。”

　　“高学历泛滥，非高学历者不考虑，非高学历者不招。”

　　“一男一女两个求职大学生，用人单位多半会留下男的，哪怕女生的各方面条件都比男生好。”

　　“‘河南人勿进’，一些用人单位明确贴出告示，拒绝河南人。河南人得罪谁了？”

　　几天来，就业问题一直是两会的热点话题，而代表委员们对就业中出现的种种歧视现象格外关注和忧虑，认为需要立法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代表说，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面临我国就业和再就业的严峻形势，就业市场却出现了就业歧视的种种现象，这严重扭曲了人力资本的正常流动，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人力资本巨大浪费。

　　我国《劳动法》对就业平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因缺乏可操作性，客观上难以执行。法律的缺席，使就业歧视愈演愈烈。

　　在市场经济国家，就业歧视现象通常受到法律的明令禁止，用人单位招人不能设限制性条件。如果设定限制性条件，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否则将受到起诉。

　　“很多人认为出于工作的需要对年龄、性别等进行限制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事实上造成了歧视性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张庆成说，“雇主可以任意地规定招聘游戏规则，对招聘者是不公平的”。

　　两位代表委员一致提出我国需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确立就业平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原则，并由政府部门履行对就业市场歧视性行为的监管职能。

　　郑功成同时指出，反就业歧视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改革措施，关键是要打破户籍壁垒坚冰。他特别指出，大学生在就业中正越来越成为高学历的受害者。他分析说，本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研究生学历严重贬值，国家不得不采取对高学历就业者的保护措施，导致我国的学历教育陷入片面追求高学历的怪圈。

　　郑代表提供了一组数据，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及人口预测，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将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为7500多万人；大学学龄人口到2008年达到最高峰，为1.2亿人。

　　更大的压力集中在初中生阶段。2000年，初中毕业生为1607.1万人，而高中招生数只有400多万人，因不能升学而进入社会的初中毕业生达到1200万人，每年不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亦达到200多万人。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招，仍无法满足适龄青少年的需求。

　　在高学历求职学生遇到巨大就业压力的同时，北京、深圳等地高级技工的招收却出现断档。郑功成认为，缓和这一局面的办法只有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发展初中毕业后面向就业的非正规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全面萎缩的局面令人担忧。1993年到2000年，全国技工学校由4392所减少到3792所，招生人数净减近10万人。

　　郑功成说，在城市生源持续萎缩的条件下，当务之急是职业技校招生应彻底打破户口限制政策，将招生来源转变为以农村生源为主。这需要打通目前的户籍壁垒，赋予技工学校招收乡村学生可将户口转到城镇的政策支持，或者由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来决定户口。

　　郑代表强调：“打破户籍壁垒是反就业歧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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