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本报记者亓树新
农业界政协委员黄璜在大会发言时说，农民是最勤劳朴实的劳动者，是值得敬佩的人。他们的言谈内容更丰富，多能击中时弊，应多倾听他们的声音。
黄璜委员在上世纪70年代末，曾参与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安徽凤阳农村改革，对农村工
作非常熟悉。最近，他去了某省农村，在没有当地干部陪同的情况下，直接向党员和群众做调查。
一位59岁的农民说：“村里能‘卖胳膊’的都出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19岁，一个16岁，都出去打工了。小的在外干了一年，挣了3000元，可年底老板只给了2000元。孩子也不敢走，只好跟着老板等活儿干，没办法。”
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农民接着说：“我们村没有别的资源，只有石头。我以前干过石渣厂，可欠账的人太多，我的账面上就有100多万元欠款，大多数是要不回来了，厂子也黄了。想贷点款搞别的，银行要我用支票、存折抵押。我要是有支票和存折，还贷啥款！”
旁边一位老汉接过话头：“现在贷点款可真难，用房产抵押还不行，人家嫌我们房产不值钱！”
一位69岁的农民向黄璜委员反映：“我们村人均不到7分地，多数还是山地，平地也就两三分。我们不敢退耕还林，退了心里就没底了。这里的山，土层薄又缺水，承包商开发也很难。我儿子就承包了3000亩荒山，却没钱搞开发。退耕还林包不包括荒山？国家能不能给点支持？”
还有一位59岁的农民说：“我虽然想致富，但我有神经官能症，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国家对我们这样的人还管不管？”
黄璜委员又来到村里小学了解情况，一位女教师说了“两大难题”：“学校教室不够用，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就要站在屋外边。小学生有的在屋檐下自学，有的自由玩耍。还有就是师资不足，我一个人要教一至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自然。有时还请幼儿教师兼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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