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丽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现在，请证人就当天看到的情况作出说明。”国外法庭中，这种控辩双方向证人轮流发问的激烈场面，司空见惯。可在国内法庭上，却难得一见。

　　为什么？证人出庭难，已成目前法院审判的一大困扰。本次人代会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代表就此提交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制定《证人法》立法程序，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吕忠梅代表说，证人证言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公正裁判的重要证据。但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之低，已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数据显示，2002年上半年，南宁市两级法院共结案1103件，证人出庭作证的14件，只占1.27%。同年，湖北省三级人民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3800余件，没有一件有证人出庭。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也不足5%。

　　“全国其他法院证人出庭难的情况与此相似。”吕忠梅说，三大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都十分低下，诉讼法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基本处于虚置。而且，证人作伪证、假证等现象普遍存在。

　　作为法院副院长，吕忠梅为此深感忧虑。因为，对当事人而言，这种状况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匮乏，影响正当诉讼请求的实现；也增加了法官查证的负担，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是立法不完善。”她说，过去，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对证人制度一直未有足够的重视，法律约束不力：

　　各诉讼法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人证言的效力以及质证规则等，都未加以全面系统的设置和规范，致使证人作证制度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

　　我国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同时又规定，特殊情况下，经法院允许，可以提供书面证言。而且，并未规定相应的强制和惩罚措施。这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留了后路。

　　“规制的疏漏，甚至反被认为是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法律依据。”吕忠梅说。

　　此外，立法上也缺乏对证人有效、具体的保护性规定。有些证人不想出庭，就是或怕当事人打击报复，或怕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吕忠梅代表提出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法规的具体建议：包括应通过立法明确证人的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的，其证言由于不能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不能被法庭作为证据使用。要完善证人法律保护制度，确保其不因作证而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由国家拨付专款，补偿证人因出庭而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费等必要合理费用。

　　吕忠梅特别强调：“要实行证人宣誓制度———作证前，证人应当保证如实作证，并以自己的人格向宪法和法律宣誓，如有伪证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法庭对证人未经宣誓的证言，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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