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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日，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而事发时我们“走进非洲”摄制组正在机场准备乘机前往特西里——

　　灾难突如其来

　　3月6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就在我将登机牌刚刚交给检票人员的一刹那，机场响起了刺

耳的警报声，同时身后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我急忙将登机牌从对方手中抽了出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影子从舷梯上跑了下来，转过身发现机场不远处已经冒起了浓烟，机场地面人员驾车飞快向出事地点驶去，警察则驱赶着我们回到候机大厅，途中我发现一位外国姑娘被吓得泪流满面，靠在男友肩膀上哭泣，我下意识地按下了小数码相机快门。自踏上非洲的土地后，随身携带相机已经成为习惯。

　　回到候机大厅后，我赶紧拿出铱星电话向北京的编辑报告这一突发新闻，并口述进行了报道。随后，我将相机内的存储卡掏出，放在了眼镜盒内，以预防警察的检查，同时将摄影包内所有拍摄过的胶卷与新胶卷进行了包装对换，以防万一。

　　独闯救援现场

　　没有想到的是，警察似乎无暇检查我们的行李，两个小时以后就将我们全部释放。惊喜之余，我迅速地打探消息，了解救援进展情况。在洗手间里，一位刚从现场回来的警察告诉我，只有一个人在空难中幸存。

　　在摄制组等待地陪安排车辆离开机场时，我却悄悄掏出70-200长焦镜头，带着佳能1D数码相机向救援现场出发了。为了掩盖相机，我特意穿上那件奥索卡风衣，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机场的军警告诉我，机场距离事故点有两公里，我一边走一边试图搭便车。两次失败后终于搭上了一辆卡车。事故地点，军队和警察构建了三条警戒线，不允许任何车辆靠近，围观群众也只能站在高处远望，我只好下车一点一点接近。

　　这时，我忽然发现有两个电视记者正在采访救援指挥，我二话不说冲了上去，给他们拍照并主动地帮他们拿三脚架，装成一家人的样子。慢慢被环境容纳后，我才敢将镜头转向飞机残骸，心里格外激动，甚至根本考虑不到构图，只想按快门。不巧的是，电视台的记者很快就离开了，剩下我也就穿帮了，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硬着头皮拍照，每拍一张就赶紧把相机藏进风衣里，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一定是标准的狗仔队造型。

　　遭遇秘密警察

　　就在我考虑搭便车离开救援地点返回机场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一位官员模样的人走下车(后来听说他是阿尔及利亚高级官员)。我当时没有在意继续拍摄，不想麻烦随之产生。

　　就在部长视察完毕返回途中，他身边的保镖用手指了指我，可能在问：“这个外国人是谁，怎么在这里拍摄图片？”立刻，两个便衣警察走过来，一左一右开始审问我。他们很干脆地说，把胶卷交出来走人。我赶紧解释自己和阿尔及利亚电视台的记者是一起的，但他们根本不听就是要胶卷。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胶卷，那部数码相机是靠存储卡来保存照片的，我当着他们的面象征性地删了几张照片，然后用小拇指把电源关掉，并告诉他们“全删除了，什么都没有了！”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还是不信。我想，既然你认定有胶卷，我就将计就计吧。我突然大喊一声，把相机曝光模式调整到B门，将快门完全打开向他们展示“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为了强调真实性，我还拉一个当地老百姓当证人，这时警察才有点相信。我赶紧趁热打铁，和他们大谈特谈中阿友好关系，在我说了一大通“我们是朋友”后，两人记录下我的护照号，放我离开，这时已经是黄昏，救援现场已然架设起了聚光灯。

　　安全脱身归队

　　这时，我才算稍微松了一口气，赶紧找便车赶回机场。晚霞下，飞机残骸显得非常有感染力，我忍不住又拍了一张，不曾想这一下麻烦大了——就在我坐在一辆标致车准备离开时，那两个警察快速跑来将车拦住，并以非常强硬的口气命令我下车，并拉着我往旁边的一辆车里塞。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被欺骗后的愤怒，我见事不妙，一边大声叫喊以吸引围观者的注意，一边严厉地用英文告诉他们：“我要给中国大使馆通电话。”两人似乎被我唬住了，松开手不知该怎么处置我。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其中一个警察跑向救援现场请示，另一个则命令我呆在原处别动。

　　当时我心想这下估计够呛了，弄不好就全没有了，但自己还是不甘心。趁他不注意，我将佳能相机的存储卡偷偷取出，藏在了风衣的领子内，准备交出小相机的存储卡以脱身。就在这时，那个请示的警察回来了，他脸上无奈的表情告诉我，他没有找到相关的领导。见状，我一边求情，一边把相机裹在衣服里，表示自己再也不拍了。两名警察竟同时不耐烦地向我挥了挥手。这一次，我头也没有敢回，撒开腿向路边跑去，直到搭上便车。

　　回到机场，候机大厅内已经没有人影了，一打听才知道“走进非洲”摄制组的其他人刚刚离开机场10分钟。

　　这时已是晚上7时30分，出租车受戒严影响，根本无法抵达机场。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位当地军警叫住了我，这令我刚刚放松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中国朋友，有烟吗？”原来是虚惊一场。虽然我没有烟给他，但这并不妨碍我与之攀谈，很快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篮球。那哥们儿是一个十足的NBA球迷，还手舞足蹈地给我模仿了一段突破上篮的动作。当他知道我需要车辆回酒店时，很干脆地安排了他的一位警察哥们儿下班后开警车送我。说来也巧，就在这时，一辆贴着“走进非洲”标志的越野车急速驶来，正是我们的3号车。

　　冒险传图片

　　汽车快接近饭店时，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黑影拦车。停下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陪同人员小张，他正准备去警察局报案。“回来就好，不过你还是等着被领导骂死吧。”说实话，对于挨骂我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领队华越并没有太多地责难，在当着全体队员的面批评了我几句后，他话锋一转，“你给我们讲讲都看到了什么吧！”随后大家一起观看了我拍摄的图片，看得出来大家还是比较理解我这次擅自单独行动的。第二天一早，我准备传送图片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镇上的两家网吧都关门大吉了，在饭店使用海事卫星则无异于自投罗网。此时，空难救援指挥小组都下榻在这家饭店，楼道里和大堂都是秘密警察。

　　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距离晨报截稿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和组里的车队长关尔嘉决定离开饭店，背着海事卫星电话去野外发稿。出了大堂，我们径直向东面的野地走去，在一个小土包上架设起卫星电话，开始发稿。当时正是中午，太阳直射，根本看不清楚屏幕，关队长拿毛巾为我遮挡阳光，还不时观察周围是否有人过来，远处传来的警笛声令我们的神经更加紧张。那时的举止和小说中描写的潜伏特务没什么两样。两个小时过后，主要的图片都传递回去了。此时，卫星电话已经没有电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时也累得两腿抽筋。回到饭店时，我低着头直奔房间，生怕在大堂碰到昨天那两个警察。

　　第二天离开饭店时，一位秘密警察向我们询问是否拍摄了空难镜头，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好在那位老兄只是例行公事，没有过多盘问就离开了，不过给我造成的压力却是不小。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这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艰难、最刺激的一次采访，也应该是最成功的采访之一。

　　晨报阿尔及利亚专电

　　特派记者王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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