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这两天一直有个难题困扰着深圳一位普通的市民贾先生：他想给非典病人捐款却又不知找哪个政府部门。为此，他致电报社请求替他了却这个心愿。“想捐款却又不知找哪个政府部门”。我们不解的是，捐款为何非得找政府部门，却没想到要找社会中间组织？由此可见，作为可以接受公众公益捐款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大。
非典型肺炎在我国蔓延以来，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除了政府的话语外，来自社会中间组织的声音很少、也很小。我们认为，对于不断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和市场化的中国社会，这并不是一个好事。
以非典型肺炎比较严重的香港为例，除了最忙的政府部门外，最活跃的就是一些社会中间组织了。它们一方面敦促和监督政府全力抗击非典型肺炎，另一方面实施卓有成效的社会救助，为民众提供切实的保障。但是，在内地，一些社会中间组织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国家对防治“非典”的资金投入，基本上全部要靠财政拨款。据《南方日报》4月25日报道，省政府拨3亿元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另外，深圳市财政也拨出2000万元专款用于防治“非典”。至于由社会中间组织发起的社会捐助、企业捐助和个人捐助，我们还没有看到报道。
诚然，在抵抗非典型肺炎的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理应占据最主导的地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正如有评论认为，即使是西方的一些有限政府，当公共危机突然降临、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及时解决危机的时候，民众对政府处理危机能力的需求自然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合法授权的基础上，依法定程序，可以加强干预市场和社会的程度。但是，政府干预力度的加强并不等于社会中间组织参与和介入危机处理力度上的收缩、甚至是缺失，社会中间组织完全可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留下的活动空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国外的经验表明，社会中间组织对社会的成熟、健康和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我国的政府转型尚未实现，政治和行政仍然是一种辐射力和穿透力极强的资源，社会中间组织往往处于官民二重性的地位：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话语权的约束，也拥有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但是，在当前市场化配置社会资源力量不断壮大的条件下，“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无疑可以为社会公益事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在当前的社会公共危机面前，政府、社会中间组织和民众个人的利益更容易得到高度的统一。因此，在抗击非典型肺炎危机过程中，社会中间组织的力量应该充分发挥起来，它们完全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大有用武之地的。希望社会中间组织能够积极行动起来，为抗击非典作出贡献。
□本报特约评论员曾坚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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