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RS 一个《财经时报》记者的采访手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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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28日16:07 财经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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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无疑是一个“非典”之春，像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人一样，《财经时报》和我本人也经历了对“非典”从无知、惶恐到关注、了解和解读的全过程。 一次受命 作为《财经时报》“生活方式”版组的一名记者，我的报道领域主要在“运动健康” 春节过后，2月14日，我第一次从报社领导那里接受了采访“非典”的任务，副总编吴鹏告诉我，决定做此报道缘于广东各地“食醋”和“板蓝根”的抢购风潮(当时这股风似乎在京城也有耳闻)，而抢购又缘于广东出现的一种名为“非典型肺炎”的疾病。当时对“非典”还没有官方的正式说法，坊间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什么某病人感染了多少个医生和护士，连运送病人车辆的司机也被传染；板蓝根、食醋对此病有抑制作用等等。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都知道一些，但又好像谁也说不清楚。 作为记者，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告诉人们尽可能最真实的情况，作为“运动健康版”的记者，对于这样一个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健康流行话题，予以人们科学的认识十分重要，我本人也非常有兴趣，于是，我开始了我的“非典”采访历程。 采访前，我从同事、家人的口里搜集、整理了他们对于“非典”关心的话题和疑惑，准备找医学方面的专家寻求答案。 第一次接受采访的医学专家有两位，一位是北京地坛医院(原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副主任医师蔡日＋告东，另一位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苏惠萍。 当时“非典”还没有被列入中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病原也只是被确定为衣原体。因此，当时包括几位专家在内，对“非典”的认识也并不像现在这样深刻，但他们的回答还是多少解决了我的一些疑惑，我把他们的回答整理出了7条，写成《非典型肺炎七问》一文。 这“七问”是：“是不是传染病”、“衣原体是什么”、“为什么这么久才分离出病原体”、“非典型肺炎为何致命”、“什么样的感冒需就医”、“板蓝根、食醋万能吗”、“非典型肺炎能研制疫苗吗”。 现在回头看，那篇文章只是当时医学界对“非典”认识水平的一个忠实记录。其中有些问题的答案现在仍有效，比如关于非典疫苗。但有些现在则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关于病原体，已不再是衣原体，而是冠状病毒了。 但蔡日＋告东医生的一段话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生活富裕了，科技发达了，但人类仍要对身边随时会出现的传染病保持警惕。” 蔡还从历史的角度给记者讲述了人类与各种各样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并坚定地说：“传染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哪个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越大，人类必然会对它潜心研究，并终究能攻克。”他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显得一点都不夸大，多少有些预见性。 除了采访了两位医学专家外，我当时还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日昌，请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当时人们的那种恐慌情绪。而郑教授的态度非常明确，“趋利避害和从众心理是人类的天性，没必要过多指责”。 他当时还特别指出，在这个被人为复杂化且随着时间推移使事件真相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惟一应该做的是由官方出面、请医学专家实事求是地告诉老百姓真相，澄清事实，使谣言不攻自破，而政府的公信度也会因此提升。 我把郑教授的谈话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恐慌也传染》，并把他的上述观点突出表达出来。但遗憾的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郑教授希望的那样，对于“非典”这样一个现在看来天大的事情，有些官员当时却采取了欺上瞒下的态度，导致事态在一个月后骤然紧张，于是也就有了我的第二次采访“非典”的经历。 二次受命 第一次的采访经历化为两篇文章发表在《财经时报》的2月22日那期报纸上，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很多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对此还没有做出反应。 而此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两会”的主题在媒体上压倒一切，一切似乎又归于风平浪静，对于“非典”，无论从行为还是心态，人们似乎又都回复了正常，无论是正规传媒还是小道消息，对此都没有了声音。 但至3月底，似乎是突如其来，“非典”两个字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这一次，它不仅局限在广东，大家隐约觉得它离北京、离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近，甚至《财经时报》办公的写字楼里第一次出现了戴口罩的人。 应当说，报社的领导在此问题上，比我这个专跑“运动健康”的记者还要敏感。 4月1日，正在外面采访的我手机响了，副总编吴鹏告诉我，这个病国际上叫SARS，“S-A-R-S”，他特意在电话里拼读了一遍。报社当时决定，要我第二次采写“非典”，这次的要求是，进一步从科学和预防的角度介绍相关知识，但“不要渲染，不要造成人们的恐慌”。 但此次采访却比前一次困难得多，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一夜之间都变得讳莫如深。 4月2日，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找人联系采访，但即使我曾采访过的两位医生也都委婉地拒绝，并透露说“这次形势不一样了”。 我把注意力转向国内的权威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但中国疾控中心办公室的态度很明确，“暂时不接受采访”，因为“专家都在现场或实验室”。 最后，我把采访希望寄托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身上，当时该组织刚刚有一名工作人员——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因感染SARS辞世，我想他们也许有话要说。 电话打过去，工作人员告诉我，采访的事只能找一位专门负责宣传的“老外”，其他人无法对“非典”做任何说明或评论，但那位“老外”一直不在办公室。 4月3日，我再一次联系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采访，接电话的小姐告诉我无法安排，“他们都走了。”她说。“他们”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WHO一行五人的调查小组，这是WHO向中国派出的第三个考察组，也是WHO的人员第一次进入SARS的首发地广东进行考察。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4月4日，我突然接到中国疾控中心办公室的电话，说当日下午要在北京昌平附近一家酒店举行有关“非典”的媒体座谈会，座谈会“只代表科研机构，不代表政府”。 记者急匆匆赶过去，出席座谈会的专家有：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国内知名病毒学家洪涛院士、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阮力等。 对于“非典”爆发以来国内对疫情的控制和对病毒的研究进展，李立明主任说得公开而坦诚，他指出，“非典”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后，迎来的第一次突发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通过这次事件，反映出中国的应急反应能力相对较弱，对传染病的严重程度、防治的重要性也很淡漠。他更进一步坦承，卫生部门和传媒的密切配合也不够，“我们没有用好媒体这支力量”。 这次的采访主要形成了两篇文章，《SARS我们知道多少》、《“非典“考验应变力》，基本上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人的公共卫生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挑战”。而此时，本报重要新闻版组的记者也开始把视点转向这一关系着所有中国人的大事上来，我的同事邱鸿峰也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就病原问题进行了报道；王晨、张刚则把目光放得更深更远，开始探讨SARS可能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就在4月12日这期报纸上，报社“重要新闻”与“生活方式”两大版组共推出十余篇有关SARS的报道，还在一版的显著位置，以“关注SARS”为题，将所有有关文章列一提要，方便读者浏览。 这在当时所有的财经媒体中，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后记 此后至今，SARS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媒体的报道也开始连篇累牍。 为了使公众了解更多的预防控制知识，4月18日，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地坛医院，向消毒科主任刘雅请教有关家居消毒的知识。 从办公楼3层的玻璃窗望出去，我意外发现，对面的病区就住着“非典”病人，从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的进进出出，到病房门口立着的数个氧气瓶，无一不提示着我注意。而这座楼里办公的医生却没有一个戴口罩，也感受不到他们有一丝惶恐。“开窗就可以，在屋里不用带口罩。”刘主任对我说。 在接受采访的近一个小时中，我们的谈话经常被电话铃声打断，有来自社区卫生院，也有来自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的，都是咨询有关消毒的问题。 这次采访形成的文章就发表在本期的“五一”特刊上，这个“五一”估计大多数人都不打算出去了，那就趁机把自己的家居卫生彻底搞一搞吧。 从2月到4月，我的大多数采访都围绕着“非典”进行，有幸见证了它从局部关注到影响全局的过程，而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的报道也将继续下去。 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人们还是知道的越多越好，而作为记者，就是要争取把更多正确、科学的信息告诉大家。 本报记者 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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