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视人司马南:你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29日08:30 北京晨报 | ||||
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著名电视人司马南 她信誓旦旦称“来源绝对可靠” 德国慕尼黑市政厅建筑典雅漂亮,门前的小广场是个旅游景点,连着几条购物的步行街。当地时间下午4时许,来自不同地方的一群华人边休息边议论“非典”,一女人绘声绘色 刚刚打开电视,我又看到一则新闻,CCTV-4徐俐播报说,一男青年在BBS发帖子:“北京通州已感染七千余人,死三百余人。”耸人听闻的信息当然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但这个小伙子得意没多大工夫,警察叔叔就把他请到局里去了。 以上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谣言。 谣言的传播与SARS的流行很相像,其“传染链”由“传染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构成。 我大约属于那种“非易感人群”。不是因为别的,都活了40多岁了,这个年纪的人当然是经过事儿的,平时读书、想事儿、说话、写文章,自然少不了思考中国的基本国情,SARS专业我虽然不懂,但不乏生活的经历,对那些明显荒唐的“内幕新闻”,一搭眼儿,就知道不对劲儿,不会一惊一乍地草木皆兵。所以,对“北京封城”、“卡桑德拉大桥”、“小青年痛快痛快嘴”一类的谣言,我等有足够免疫力,决不至于上当。 对于谣言,首先要自己不信,进而不传,此外还应该旗帜鲜明与之抗辩,这是我的态度。 慕尼黑街头那个讲“北京封城”的女人溜了,给我讲“SARS列车”的朋友让我给说笑了,给通州造谣的小青年被拘留了——这些都是对付谣言的办法。 老话说,流言止于智者。这是真理,但是,智者毕竟只在人群中占一少部分,“易感人群”总是有的。对这些“易感人群”怎么办? 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前两天在飞机上,我看到蔡赴朝同志驳斥“北京封城”谣言的谈话,言辞恳切,说理充分,让人一看就明白,封城之说自然无人再信了。 “非典”突如其来,百姓心有恐慌,谣言流行有了心理基础,这是事实。正视这个事实,我们的政府部门、媒介传播工作者,应该更敏感地查知人们的心理需求,适时地针对谣言讲清我们的实际情况。 过去,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们通常习惯于等待有个明确结论出来了、事情朝好的方面转化了、问题已得到解决至少部分解决了,才将事情公之于众。不能说这样做就是错误,但今天我们已痛彻感到这种“习惯做法”的局限性。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们,哪怕事实是极其负面的,也必须这样做,否则谣言四起,人心恐慌,相当一部分人会失去基本判断力,事情只会更糟。 即使不从“公民权利”角度谈问题,只讲传播学规律、社会心理学规律,事实也一再说明,公开事实真相是制止谣言,扫除恐慌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除非我们能阻止SARS流行,否则,解除恐慌,制止谣言,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公开透明。列宁说过,“使我们的力量增加十倍的动力是什么?是对于危险的认识。”舍弃直面真相,我们就无法获取这种动力。 当然,信息公开了,情况透明了,谣言也不会自动销声匿迹。我们依然要以适当方式进行斗争,但是它的“传播途径”被有效阻断,“存活时间”没那么长,其变种危害没那么烈了。 “非典”已经够难对付的了,万不可以再陷入集体无意识下的非理性冲突。 古今中外,研究谣言的学者不多,生活中被谣言中伤过的人却不少。谣言起源大体有四:其一,恐惧。因恐惧而进入想象空间,混淆了事实与幻想界限,这种谣言常在同病相怜者中引起共鸣;其二,恶意。因恶意而公然造谣,反正造谣不需要什么事实基础,在海外,我见到若干关于中国SARS的谣言,就属这一类;其三,快感。这种人心理上有点事儿,他散布谣言时常伴着激动与快意;第四,虚荣。为了引起朋友与社会对他的关注,追求轰动效应,不惜扰乱人心,危害社会。 “非典”是一场巨大的人类灾难,中国不幸摊上了,政府已经尽心尽力,老百姓惟有团结、冷静、坚强、不信邪,才能过去这道坎儿。最后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非典”,还有愚昧与可怕的旧习惯。“非典”已经够难对付的了,万不可以再陷入集体无意识下的非理性冲突。2003年4月26日夜于上海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