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见惊雷／文

　　“疯了！”4月26日，一场罕见的抢购风在北京刮起。家乐福马连道工作的王丽萍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盐、油、米、面，所有人都在抢购，场面几乎失控。”而同一天，北京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到处有急忙“逃亡”的人们——有传言说，要封城。“我宁愿在家憋死”，“我囤积了食物，准备不出门了”，“我现在总洗手，可一碰到哪儿就觉得又脏

了”，“我见到有人咳嗽就害怕”……一位妇女把3000元钱放进微波炉消毒，结果大部分被烧。在上海，虽然染病数字只有2例，但4月28日家乐福武宁店的货架上，食盐还是售罄。

　　在“非典”侵蚀着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有一种叫“恐慌”的东西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而这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加可怕。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恐慌？首先这是一场灾难。著名学者朱学勤说：“这一次是我们脚底下的一块地板被震裂了，这是公共安全。”我们恐慌还来自于我们的无知。“非典”是一种新的疾病，现在还没有人能搞明白，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非典’不可怕的”的说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恐慌更来自谣言。信息时代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通过短信，通过网络向外散播，谣言难免会夹杂其中，没有人能够阻挡。理性面对提上日程，谣言的天敌是公开。羊年春节刚过，广州人最先陷入了一场全城大恐慌。当时家家都在熏醋，人人都在吃板蓝根。据说一瓶白醋可以卖到100块钱。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这次恐慌划上了休止符。今天的广州人把这更多当成了谈资。

　　我们说谣言止于公开，恐慌同样也止于公开。就在北京方面就封城传言辟谣，并且公开报道隔离区的一些细节以后，28日的北京恢复了平静。而在香港，一个“非典”患者到淘大花园走了一圈就导致该花园几十户居民同时感染。这样的高传染率本来是让人们恐惧的，但当新闻媒体积极介入查找原因，才发现这只是个特例——大多数居民是通过共用的下水道感染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公布被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的传播情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这还不够。如今北京的最新感染数字仍在递增，依然没有有效遏制的趋势。如果公众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又可能会产生新的恐慌。

　　在恐慌面前，传媒不应该只报道数字，更应该分析原因。就上海来说，在世卫组织经过调查公开宣布确实只有2例的时候，传媒应该寻找更充分的原因解释。否则街上的口罩仍会越来越多，买不到食盐的机率仍会增加。拒绝恐慌，传媒重任在肩。

　　别让歧视跟非典一样传染

　　倪达也／文

　　4月24日，一则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北京芍药居小区10号、11号两栋居民楼里的外地住户被勒令三日内离京。“紧急通告”写道：“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人类灾难”中，歧视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歧视”这个词在英文中叫discrimination，意思是区别对待，是对一个人群采取异于他人的态度。仅仅从意思上来看，歧视的反面，应当是“平等”。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平等的观念一直以来都没有深入人心。对某一群人采取特殊的态度，已经成为常态。比如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以及去年流行一时的对河南人的“妖魔化”，都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而在灾难到来之时，“歧视”心态就更为明显。

　　在几个月前，北京人和广州人还可以以大城市人自居。但在今天，北京和广州已经成为“瘟疫”的代名词。“我们现在哪也不敢去，到哪都不受欢迎，被歧视呀！“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电话中如是说。

　　当然，歧视问题在全球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使在美国，对少数裔的歧视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但美国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有着大量反歧视的法律。这些法律已经规定到了繁琐的地步，比如，规定黑人的正确叫法是“非洲裔美国人”，至少也要用中性的“black people”，如果用了含有贬义的Negro之类，就要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

　　四、五月份正是流行感冒高发的季节，不过在这种特殊时期，感冒的危险已经超过了感冒本身。如果你不想在打一个喷嚏之后面对周围人狐疑的目光，还是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对待“非典”患者、艾滋病人、农民工，以及一切特殊的人群，并且期待我们能早日拥有一部繁琐的《反歧视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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