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丰
南京大学在今年的招生方案中出台了“抗非”子女优录政策：所有抗“非典”医务工作者的子女第一志愿报考南京大学，只要达到当地一本控制线的前提下，可享有南京大学录取线下降20分的优录待遇(5月1日《江南时报》)。“非典”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新的敌手，制伏“非典”，不仅是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对一个家庭，对整个社会，对整个民族
，对整个国家，甚至对整个人类的一份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出台“抗非”子女优录政策，其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样的优录政策，尽管属于“自主招生”权限范围内的事，然而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目前，衡量一个考生文化水平的最有效、最直观的指标就是考分。按分数线录取考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基本原则，南京大学的优录政策规定，对于抗“非典”医务工作者的子女，可享有南京大学录取线下降20分的优录待遇。试问，此类考生低于录取线21分行不行……显然，根据规定，这些“试问”都是多余的。21分不行，为什么20分就行？看来，分数———这种无形的手，总是挥之不去，仍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规律，就要遵循，就不能违背。
再从操作上看，挽救两个“非典”患者生命的人，与挽救一个“非典”患者生命的人相比，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子女所享受的待遇是否应该一样。与此同时，是否还应预留一批名额———倘若在今年录取工作之前，“治非”的药物和“防非”的疫苗被发明，这些科研人员的子女不也应享受优录待遇？！
还有，优待抗“非典”医务工作者，也要划清一个界限。应该由本人享受的，就不要荫及他人。该激励本人的，就激励本人；该激励小孩的，就激励小孩。不该激励小孩而激励小孩的，反而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也折射了一种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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