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这个时候，在中国，一群超负荷工作的人。

　　他们被称为“没有硝烟战场”上的战士，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为受伤的中国抚平创伤。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为他们抚平伤痛

　　本刊记者/丁尘馨 储珠献

　　聂颖搬了张椅子坐在离病房不远的空地上。夜半的北京医科大院第三附属医院(北医三院)显得很宁静。

　　“一小时一小时数时间”

　　病人都睡了，静静的医疗大楼里，没有了白天紧张而忙碌的人流。临时开辟的SARS病房里，现在闪着微弱的淡紫色光(紫外线灯)。

　　在夜风下，摘掉紧箍在脸上的护目镜，聂颖的眼睛舒服一些了。尽管感觉很难受，但她仍不敢脱下厚厚的口罩、两层隔离防护服和紧箍的手套——病房里随时可能有病人发出求助信号。

　　一间临时被分割出来的，只有八九平米大的屋子，是聂颖和两个护士休息的地方。

　　特别疲倦的时候，她们就轮流在仅有的一张床上休息一会儿；事实上，穿着所有的防护服，暴露在紫外线灯的直射下，她们根本无法“休息”。

　　“所以，如果病房没事，我们就到门前的空地上坐着，一小时一小时地数时间”。

　　4月11日，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医三院专辟了SARS病区，内科医生聂颖成为第一批进入病房的大夫之一。

　　当晚，正在急诊室值班的聂颖，接诊了一例病人，是一个老人，他发着高烧，呼吸急促，已经说不出话。由于这位老人没有任何跟SARS病人或者广东人(当时广东是最严重的疫区)接触的经历，他被当作普通高烧病人治疗。

　　两天后，这名老人去世，他的家人朋友相继出现高烧症状，这时，聂颖和她的同事才惊觉SARS已经在他们的身边。他们立刻被院方通知进行观察。

　　在聂颖看来，两周的观察期，比晚上6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长达14个小时的夜班，更让她觉得难熬，那是一种“不知生命在何方”的可怕的空虚。

　　当本刊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心有余悸地说：“观察期就要快去了，看来我没有问题。”

　　然而，就在这篇稿子刊发的当天，记者得知，北医三院的医生聂颖已确诊被SARS感染，病情仍在反复中；她的同学和朋友正在帮助她联系购买较好的抗生素药。

　　记者还了解到，在聂颖同班毕业的同学中，有20位分散在北京不同的医院工作，现在已确定被感染的有7名。

　　“我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

　　“如果你干这一行，你也会这么做。”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一区护士长黄玉华对记者说，她在佑安医院从事传染病护理工作已经15年。佑安医院是北京市第一家开设“非典”专区接收病人的医院，从3月中旬开病区至今，黄护士长一直没有回过家。

　　黄玉华护理的是SARS的危重病房区。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是外人很难想象的——所有的病人被杜绝与外界亲朋发生任何交往，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全部由护士料理。病情危重的病人几乎一动不能动，稍微动一下，呼吸就困难。

　　有时，病人因为不习惯呼吸机的风对着嘴吹，会固执地拒绝使用呼吸机，甚至还赌气说，“我宁可憋死，也不用它”，这种时候，是黄玉华最头疼的。说服病人戴上呼吸机费尽口舌不说，反复调整呼吸机其实无形中增加了感染的危险。

　　虽然总有生死过眼，但黄玉华也承认，她亲眼目睹的一些场景令她动容。

　　病人李娜(化名)三姐妹都因SARS住进医院，分住不同病区。李娜和大姐住在黄玉华的病房。上周李娜得知另一个病房的妹妹病重去世，因为大姐病情严重，李娜不想大姐知道。她心里极度伤心却硬忍着，明明近在咫尺也不能去见妹妹最后一面。

　　满腹悲痛却无法发泄的李娜紧紧攥住看护她的黄玉华的手，指着自己手上的点滴说，“我疼啊，我疼啊，你快给我加药吧”。

　　“我明白，再疼也得忍着，这事搁在谁身上都得疼，你必须听我的。”护士长只能拍着李娜的手安慰着她。

　　“我知道，我忍着，我忍着，可我就是疼”。李娜更加用力地攥着护士长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当时，我的眼泪也要掉下来了。”黄玉华说。

　　有时，黄会有意识地握一下病人的手，或者靠近些和他说话，同样，如果医护人员们忘了戴眼镜或者手套什么的，病人也会提醒他们。在病房时间长了，有的病人还会“赶”着护士离开，“赶紧出去吧，别给你们传上，要是你们病了，谁照顾我们呀！”

　　最让黄玉华不忍的，还是护理自己的同行，只要有空，她每天都会到楼上探望病倒的同事，“去看她们时，我一定脱掉隔离服、手套和眼镜，就戴一个口罩，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我想会让她们的心好受一点”。

　　就在几天前，黄玉华的一位同行因染病在佑安医院殉职。

　　也许因为本身就在传染病医院的缘故，同样是心存担忧，黄护士长还是用比较平静语调地告诉丈夫自己要上“前线”。

　　“我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一个多月以后，她笑着向记者描述当时的话别。

　　“你至少老了10岁”

　　护士的工作间，是相对干净的“清洁区”，每天，她们有大量配药和填表之类的工作，为了方便，她们在“清洁区”脱掉隔离服、手套和脚套，而一旦需要到病房，又得立刻穿上隔离服、戴上手套、脚套。

　　2副24层纱布的口罩、2～3层防护衣以及隔离服，一罩就是8到10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为了保证安全，医护人员的口罩被要求2小时一换)。

　　黄玉华刚开始穿戴的时候，“非常难受，很闷，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说，那几天北京的气温到了27度，人在隔离衣下就像在蒸桑拿，“我差点热得晕过去，里外全都湿透了。”

　　除了隔离衣、口罩、护目镜这些“盔甲”，工作期间，黄玉华们还“享受”一天24小时不关的紫外线灯的“关照”，以及一天三次的“乳酸熏蒸”服务。

　　“以前我们用紫外线给病房消毒，如果有病人在病房，都要让他侧过身去，然后拿东西给病人盖上才行，不能直接照到皮肤，那样损伤很厉害。”黄说。现在，由于连续直接照射，很多护士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天天流泪；大家脸上都在脱皮，一层层地脱。

　　黄玉华的爱人，有一天来看她，一见面就说，“你至少老了10岁。”

　　熏蒸的时候，还特别呛嗓子，味道相当刺鼻。在病房，护士们开着玩笑说，紫外线灯下满屋弥漫的熏蒸气体，仿佛到了仙境一样。不过，如果可能，谁都不愿意在这样的“仙境”下呆哪怕一分钟。

　　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黄护士长最心疼的，是身边的15名护士。19岁的小魏，去年刚毕业，还没过完实习期。她也是第一批到“非典”病房的。刚来时，黄玉华和她开玩笑，“这么小的姑娘，就奋斗在一线了。”

　　女孩的回答听起来更像是给自己打气，“我既然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就应该对它无怨无悔。”话虽这么说，魏姑娘下班回到宿舍，仍然会每天给自己量4次体温。

　　今天，北京护士们的危险，三个月前已经被广州中山二院的医护人员体验过。那时，他们的处境更凶险——当时广东省尚未正式向社会公布SARS病情，为了不引起其他病人的恐慌，护士到病房，只带口罩，不穿隔离衣。

　　一位护士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就是去送饭那会儿工夫，都可能被感染。”中山二院护士长胡仁美告诉记者，一个年轻的护士刚护理完一名呕吐的非典型病人，一出病房，就带着哭腔说：“护士长，我好害怕”。

　　“如果没倒下，那就是你幸运”

　　4月18日，北京医科大学另一个附属医院的SARS病房，开始补充第二批医护人员。还在医大读研究生的刘珊(化名)正在医院实习，她和其他5名实习同学的名字，出现在这第二批人员名单中。

　　4月18日上午，“北京SARS病爆发期即将出现”的说法，在大街小巷飞快流传，刘珊也听说了传言，几乎同时，她收到了医院号召大家报名参加“非典”救治的通知。

　　在这家医院实习的研究生很多，和以往在学校开展的其他活动一样，不少学生都报了名，包括刘珊。

　　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刘珊一直忙着把科里手边的活跟其他的医生交班，下午，她回到宿舍收拾东西。刘珊用了很大的一个包，她说，“我做好了长期在那儿的准备”。

　　一切似乎显得很壮烈，刘珊也担心，那天，她没有把自己要去非典病房的事情告诉远方的父母。

　　进入SARS病房十多天后，刘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到病房时的情景：头一天上的是夜班，她和一个同学跟在二线医生后边熟悉病房，“一般医生护士带两副纸的口罩，再加一副16层的纱布口罩，我们那天戴了四副，两副纸的，两副布的，戴上去以后，我们自己都喘不过气来了；再穿防护服、穿隔离衣、戴帽子、戴手套，我觉得自己都快憋得不行了，就这样，我们进了病房。”

　　进了病房后，刘姗和她的同学躲在医生后面，话都不敢多说。

　　接下来在病房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改变了她的心态，“本来二线医生是不用跟病人有太多接触的，那天一位二线医生领着我们进了病房，主动向病人询问情况，帮他们递药送水，有些病人甚至连口罩都没带，可那个医生离他们最近的时候，不过20公分。”

　　医生的从容淡定，让她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她承认“榜样”对她的影响很大。

　　进SARS病房三四天后，刘珊想，该和家里人说了，她给父母打电话。开始时，她试探着问，“如果、假设、要是我们科里派人，需要人去的话，我万一去了，或是被选中去了呢？”

　　“怎么会让你们研究生去？你们又不是本院职工……不行，我得找你们领导说去！”刘珊听出父母的着急。

　　“你们别找了，反正我还没去呢”，刘珊赶紧劝他们。

　　“就是没去，我才要找，要是已成定局，也没办法了！”刘姗索性摊了牌，“那我实话实说吧，我已经去了，好几天了，一切都挺好，防护也挺好的，也没人发病……”

　　事实上，就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刘姗刚刚得知医院有三个一线医生已经感染了。

　　“倒下，那是必然的，如果没倒下，那就是你幸运”。为了保持心情平和，她和同学们干脆用这样的话安慰自己。

　　“亮亮，你知道什么叫灾难吗？”

　　4月24日，经过简单改造后的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正式收治SARS病人；北医大研究生刘珊随北大医院其他100多名医护人员则迁往位于北京北郊的小汤山医院，这是北京市专门新建的拥有多达1000个床位的“非典”收治定点医院。

　　到达当日，刘珊和同事随即开始新的工作。

　　这一天，北京地坛医院ICU病房的大夫郭遐刚刚把丈夫马晓霖送上另一个战场：伊拉克的报道前线。三天后，新华社特派记者马晓霖同其他三名同事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同一天，郭遐接到了医院调她进SARS病房的通知。

　　“是我向医院提出来，等爱人走了就去病房”，郭遐说，提出进病房是很自然的事，“医院领导其实已经挺照顾我的，我们全科同事都去收‘非典’了，只有我在后方”。

　　27日下午，郭遐到病房熟悉情况后，就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入住医院为他们准备的隔离区，顺便和女儿告别。

　　“亮亮，你知道什么叫灾难吗？”郭遐哄着6岁的女儿说，

　　“着火了？”

　　“对。”

　　“地震了？”

　　“对，还有呢？”

　　“还有不知道了。”

　　“还有生病呀！”

　　“谁生病了？”“全国人民都快生病了。所以，亮亮，妈妈最近就呆在医院暂时不回来了，你要好好听话。”

　　“闺女一听就哭了，哇哇地哭，说‘妈妈你回来吧，我听话，你回来吧’，”郭遐说，“那天晚上我们两人都特别难受，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像生离死别似的’，闺女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因为我刚从医院回来，我又不敢抱她。心里确实觉得很沉重，回隔离区后晚饭都吃不下。”

　　郭遐的丈夫马晓霖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被长年派驻中东，女儿几乎是郭遐和母亲帮忙带大的，所以孩子和妈妈也特别粘；从来没有和女儿分开过的郭医生，现在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亮亮。年近六十的母亲也被郭遐“抓了壮丁”，特地从老家天津赶来照顾亮亮。

　　6岁的孩子不知道，她的爸爸妈妈正在这开春以来人类陷入的两场无情的战争中，他们都在用自己对“天职”的承诺去完成各自的使命。

　　郭遐说丈夫已经知道自己进“非典”病房的消息，现在他们通过电话彼此联络，他会问“北京现在怎么样了，你怎么样，自己多小心……”。电话中，郭遐也得知，马晓霖他们带着从阿曼采购的食品和水，已经到达巴格达，并且开始了采访报道。

　　从此，郭遐人在病房，心却掰成两半，分给另一个战场的丈夫和安全地带的女儿。

　　“有时候想想，真不知道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郭遐说，丈夫这次去伊拉克的行程是3个月，她希望自己能比他早回到家，和女儿一起在家迎接丈夫归来。

　　“大家都在干，不去说不过去的”

　　就在刘珊报名进SARS病房的前一天(4月17日)，北京海淀区另一家综合性医院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被通知成为第二批接收“非典”病人指定医院之一。而在刘珊安慰完父母，并逐渐适应了在厚厚的口罩下均匀呼吸的时候，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办公室桌上也出现了若干封辞职信。

　　该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从医院4月17日接到通知以来，正式编制的医生护士531人中，已经有十六七人辞职，那些合同制的护士、护工都基本跑的差不多了。而且其他医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辞职现象。”

　　他还说，医院辞职的大都是二三十岁或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上了岁数的很少。这十多人中也有他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他表示理解他们的做法，“现在的小护士，很多都是80年代前后出生的，而且都是独生子女，家里肯定有一些干扰因素；另一方面，以前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虽然比较大，但是还没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面对医护人员占病人总数30%～40%的数字，以及5%左右的死亡率；任何人都会想，冒着生命危险挣这钱值不值，何况是刚刚工作的年轻人。”

　　但是，这位大夫本人选择了留在医院，他说，“如果我不是干这行的，给我10万、甚至100万我都不会去，对于我来说，有没有这10万、100万，我都这么活着。可是我现在做的是这行，而且快做了20年了，这会儿不干了，大家都在干，说不过去的。”

　　在北京第一个重点隔离区——人民医院，4月21日，55名医护人员倒下了，22日，达到60个，23日达到80个，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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