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面对非典，“不要大意”和“不要恐慌”这两种劝告都很有必要。其实，恐慌和大意的根源，大概都是只从自己个人角度来看问题。恐慌的人们放大了非典对自己个人的威胁，大意的人们则只看到特定个人感染非典的概率很小

　　●不尽早控制非典疫情，不仅是社会的灾难，说到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灾难。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可不必恐慌，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就应切勿大意；从个人当下的境遇来说，我们不必恐慌，但从个人长远的利益来说，我们仍应切勿大意

　　●为遏制疫情，中央和地方颁布了各项措施和规定。而规则要实现其效果，则依赖于它所涉及的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某个特定场合破坏规则不一定造成不良后果，但由此而导致规则的松懈甚至瓦解，则一定会造成不良后果

　　在全国上下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有两种倾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一是大意，一是恐慌。从道理上讲，这两种倾向的危害之处大家都很清楚，但问题是，有些人往往陷于“不是大意，就是恐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之中。

　　比如，为了克服人们的麻痹大意思想，我们天天读到、听到、看到有关非典的报道、提示和警告；还有，非典病人在严密护卫下转移到定点医院的镜头，以及有关非典死亡率的报道等等，这确实给一些“神经衰弱”的人们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随之而来的比较普遍的恐慌情绪，我们又看到不少专家告诉我们：不要恐慌，一是因为恐慌会导致食欲不振、血压升高、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这样反而更容易感染非典；二是因为感染非典的几率其实很低，我们在街上走路感染非典的概率几乎是零。但专家们没有料到的是，前一种劝告的结果很可能是使一些人在对非典的恐慌之外，又增加了对恐慌本身的恐慌；而后一种劝告则可能使一些人认为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似乎去公共场所，口罩也不必戴了。

　　应该承认，“不要大意”和“不要恐慌”这两种劝告都很有必要，其理由也都是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应当在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事实，如何来理解这些事实依据与我们的关系。不把握这一关键，也就难以解开人们思想上的“疙瘩”。

　　其实，恐慌和大意的根源，大概都是只从自己个人角度来看问题。恐慌的人们放大了非典对自己个人的威胁，大意的人们则只看到特定个人感染非典的概率很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不少人心态有点疲惫了)，而没有看到，如果从全社会着眼，从整个趋势着眼，疫情不控制的话，得病的人数很可能会迅速上升。

　　的确，我们前一段采取的措施已开始见效，这将有利于增强人们战胜非典的信心。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因为形势依然严峻，斗争还在继续，任务仍很艰巨。此时此刻，任何的松懈和麻痹，都仍然可能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拿1600万人口的上海来说，如果又有了一例新增病例，对特定个人来说得病的概率是一千六百万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尽力堵截和控制疫情、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和改善都市形象的整个上海来说，则意味着百分之一百地发生了“有新增病例”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是从得病概率来说，还是从经济运作环境来说，不尽早控制非典疫情，不仅是社会的灾难，说到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灾难。因此，问题似乎应从两方面看，即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可不必恐慌，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就应切勿大意。另一方面，从个人当下的境遇来说，我们不必恐慌，但从个人长远的利益来说，我们仍应切勿大意。

　　做到既不恐慌，也不大意，最重要的是要在坦然地生活和工作的同时，切实地遵守中央和地方为遏制疫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规定。对非典疫情之所以不能麻痹大意，是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物肌体，而且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夺取抗击非典的胜利就不仅仅依赖科技人员尽早研制出能大量生产和临床应用的药物和疫苗，而且依赖于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方式。为此政府就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或行为规则。而规则要实现其效果，则依赖于它所涉及的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某个特定场合破坏规则不一定造成不良后果，但由此而导致规则的松懈甚至瓦解，则一定会造成不良后果。

　　打个比方说，我们上飞机前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大部分检查都没有查出什么违禁物品来，这似乎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安全检查都是“无用功”。但是，重要的其实不是单独的各次安全检查这个事实，而是总体上每次安全检查这条规则。正是这条规则的严格执行，提高了航空安全系数，增强了乘客对飞行安全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身体感觉很好的人，在进出省市边境的时候按照要求也必须测量体温，其道理就与上飞机前接受安全检查一样。至于那些已经有不舒服感觉的人，那些从疫情严重地区来的人，尤其是这两条都符合的人，则更应该遵守有关规定，该报告的就要报告，该测量体温的就要测量体温，该隔离的就要隔离。有意违反规定的人，哪怕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好像上飞机前拒绝安全检查一样，也应该给以惩罚。

　　但是，外在的惩罚再严厉，也难保百密而无一疏。所以，关键还在于每个公民在为自己眼前的利益和方便着想之外，还要想想自己的长远利益，想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因而能够自觉从遵守像不随地吐痰这样的常规要求、像不隐瞒病情这样的特殊要求做起。推而广之，我们如果在经历非典时期的磨难之后，都能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社会责任，那么我们才有理由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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