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在环北京的华北地区呈向心放射状蔓延。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聂军5月11日对目前我国内地“非典”疫区分布进行分析，结论是：北京、内蒙古、山西、天津、河北5个省市发病人数占全国总发病人数的88%至90%。

　　SARS正在向我们强化着一个久违的地理概念——华北地区。很久以来，这种大区概念似乎只在那些国家垄断领域与行业内部使用——当然这也正好是北京军区的辖区。在1954年

以前，大区一级政府既是地方上最高一级政权组织，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该地区的代表机关，既具有政治性质，更具有军事性质，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组织，包括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

　　1954年6月，中共中央下令撤销大区，但大区作为一个经济地理单元概念被长期沿用，一些松散或虚拟的区域协作体系仍旧以传统大区的模式维系。但是时易事移，中国的经济地理不断被发展修整。大前研一在2002年说，中国实际上诞生了六大经济地区：东北三省、北京和天津、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福建省以及珠江三角洲。这位日本学者认为六大经济区各自实现了经济自立，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日本应该学会与不同的经济区打交道。大前研一的六分论或许有些幼稚，但它足以说明传统的大区概念几乎已从我们的记忆里熄灭。但是现在，一场疫病把华北五省市的老地图重新翻卷了出来。

　　在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发展报告中，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层”，研究者一直将京津冀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来对待。两院院士吴良镛主持的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区域规划“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简称“大北京计划”——也是寻求通过区域整体规划解决北京城市问题。但由于空间关系、经济地理的特殊性和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具有人缘、地缘和业缘密切关系的经济统一体——实际上，SARS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路线图是这个观点的最好佐证。

　　“大北京”是内蒙古中部地区和山西省难得的“开放对象”。比如地理上狭长的内蒙古，与外部进行经济横向联合常常受到自然和人为限制。但从去年开始，内蒙古官方一直寻求使呼市、赤峰市、乌盟和锡盟地区进入“大北京计划”。该地区人口达1000余万，大都在距北京500公里半径之内，约占内蒙古总人口的40%。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刘惊海说，由于该地区地下资源相对贫乏，地表生态比较脆弱，发展后劲不足，若能进入“大北京规划”外围，争取分工和任务，必将事半功倍。恢复“旧制”？

　　然而当疫病爆发，“大北京”这种纸上谈兵的“经济统一体”顿时分崩，华北各地对北京进行了“各自为政”的联合抵御，措施之一就是以防止SARS为理由进行交通限制以求自保。

　　本来，保护本地民众生命安全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而中央政府实现防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地方政府的努力，“各自为政”未可厚非。加之作为北京地方政府首脑的孟学农被免职，更是警醒各地方行政官员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可能的传染源。但是，交通部又严令各地各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终止交通运输，暴露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权限划分问题上的诸多抵牾。

　　除了交通部号令难以落实之外，5月1日四大部委联合发出的《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缴纳救治费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华北各省市政府在财政责任上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只是在收入上划分清晰，而在支付方面的责权划分却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于是留给地方政府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过，在防治费用上的财政分担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在跨省市的行政举措统筹上，不能冀望地方政府的人格化信用，中央政府必须在场，否则无法平衡疫情之下的地区利益。

　　现在这一点并没有被做到，以至于刚刚有些眉目的“大北京计划”受到重挫。在地域辽阔的华北地区，因为提倡“村自为战”，过去广受挞伐的“土围子”戏剧性地获得了合法性，许多地方明墙暗壁，固若金汤。有识之士担心，这种“小国寡民”形态若不能尽快革除，必将贻害大方。

　　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对本报记者说，对此他早有预见。他从来就不相信受制于行政藩篱的所谓“大北京计划”是一个务实而有效的规划。所以早在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将其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而在更早的时候，他还提出过京津联合在远郊建设大型传染病医院以防突发疫病危机的建议，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穆学明的“京津合并”提案辗转于国务院有关部门，难以形成共识，建设部有关官员曾经对本报记者表示“京津合并没有时间表”。倒是吴良镛的“大北京计划”赢得了许多喝彩——但是这个规划本身无法作出应对公共危机的制度安排，这是中国所有区域规划中的七寸。“那永远是一张画饼。”穆学明说，“SARS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诠释‘大北京’的机会，危机应该使我们少走弯路。”

　　穆的构想是，将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为特区，现有行政级别不变，在两个特区之上设置大区政府。他认为这样便不会触及更多人的既得利益，有足够的减震功能。而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参政议政委员也提议“削藩整合”，从调整行政区划入手解决中央与地方分权体系面临的种种冲突——创建“大首都特区”(或北京大区、国务院华北行政直属管理区)，以“大首都特区”为形式，由京津唐保廊等大城市直接对口就近参与西部大开发，力求一举多得。据悉，恢复大区制，在国务院内部也有相当呼声。

　　农工民主党中央调研部高级研究员、“大首都特区规划”主要执笔人谭卫和也认为，SARS在环北京大华北地区密集高发，说明了官方背景的“大北京计划”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不可操作性，更暴露出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弊端。他说，应该恢复大行政区，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下，给大区更多的地方治理自主权，授予大区人大更大的紧急创制权，谭卫和说，这也是一种政体改革思路。实际上，现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在防治SARS的行政工作中早已突破了许多法律规定，比如一些隔离措施本属合情合理，但并无法律依据，《立法法》规定此类措施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加以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两全，从而对我们极力倡导的法治理念提出了严峻挑战。

　　有人说，要求恢复大区“旧制”，是对市场经济的“反动”。对此，谭卫和指出，鉴于国情，这所谓的“旧制”其实是标准的“新制”。他告诉我们，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恰恰应该首先加强中央的政治力量与法治的统一，而目前条块分割的地方行政区域制度恰恰成为市场经济的反制力量，如果一个唇齿相依的经济体连一个统一的卫生防疫体系都构建不起来，市场经济又何以保障？(仲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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