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毒王”周作芬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1日09:52 南方都市报

　　主角

　　周作芬，男，44岁，家住广州市芳村区一大型生活小区，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

　　1月31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2月1日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月8日转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3月3日病愈出院。

　　自3月3日病愈出院至今，周作芬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位迄今为止广州发现的传染性最强、一度被称作“毒王”的44岁非典患者，如今，生意好吗？身体好吗？情绪怎样？在非典恐慌渐渐退去的今天，人们茶余饭后关切地问起他。然而，谁也不能作出回答。

　　一直以来，周作芬似乎在故意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还是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拉出鬼门关的医生，抑或是隔三差五上门消毒的社区防疫人员，更不用说是记者了。

　　本报记者

　　在他家门外守了1个多小时，只通过电话与他说了3句话

　　“芳村区××苑××号”。这是周作芬出院时留下的住址，如今成为人们寻找他唯一有用的线索。

　　5月7日下午4时，记者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大型生活小区，建成10年工夫，住宅楼看起来并不显颓相，据称，这里的住户以经商者为多，在芳村区来说，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

　　在单元大铁门外，记者按下门铃按钮，相距不到10米，能清楚地听到里面门铃“嘟、嘟、嘟”的声音，但是响了很久都无人应答。正好楼内有人出来，记者顺势从铁门溜了进去。许是楼层低的缘故，虽然外面阳光明媚，这里却有点阴暗。××号大门紧锁着。

　　站在××号房门外，记者拨打他家的电话，仍然无人应答。隔了几分钟，再打，不期然地，话筒里传来一个疲惫的男人的声音———

　　记者：你好！是周先生吗？

　　对方：嗯。

　　记者：我从广州来看望你，现在你家门外，能方便开个门吗？

　　对方：边个？（粤语：谁）

　　记者：我是南方都市报的。

　　一听说是报社的，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直觉告诉我，接电话的人正是周作芬。

　　不一会儿，门内传来走动的脚步声，也许周作芬在通过“猫眼”向外看。

　　接着，无论怎样敲打，这道门始终没有为我打开；再打电话，听到的却是“电话故障”的声音。一直到一个小时后，我只好无奈地离开。

　　世卫专家

　　带着礼物如约到芳村看望他，他却始终没有露面

　　对于记者在周作芬家吃闭门羹的遭遇，芳村区疾控中心的刘站长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从3月份以来，他也一直在找周作芬，但至今连他的人影也没见过。

　　刘站长说，其实，自春节周作芬和他的家人陆续发病以来，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要上门去消毒，有时他亲自去，有时是他的同事去。每一次，都提前通知他留人在家，但从来都不会是周作芬本人。

　　除上门消毒外，刘站长还数次陪同来自国家、省、市卫生部门，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寻找他，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放飞机”。

　　让刘站长印象深刻的是4月6日的那次。那天下午，世界卫生组织一位德籍专家带着礼物来到芳村，本来刘站长通过医院已经跟周作芬约好傍晚6时在一家宾馆见面。但是，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周作芬始终没有露面。刘站长手头有周作芬的手机号码，上午还打过，这时再打，电话中却传出“此号码已作废”。世卫专家带着遗憾离去了，而留给刘站长的是尴尬。

　　第二天，刘站长在晚上10点钟来到周作芬家，没想到周作芬家竟还是黑灯瞎火，一个人也没有，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在。

　　后来，刘站长与荔湾区工商部门联系，得知他原来的海鲜档口已经搬了，可能用另外的名字重新注册了一个档口，至于用的是什么名字，档口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刘站长肯定地说，周作芬还住在芳村，还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他只是在躲避着别人。

　　周作芬为什么要躲？人们猜测，也许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因为在患病期间，他将非典传染了包括医务人员和亲友在内的80多人，其中他的岳父、岳母以及护送他从中山二院转至中山三院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都因医治无效而死亡。

　　中山二院

　　没人想到他患的竟是后来人们谈之色变的非典

　　1月31日是农历年的除夕，这天中午，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周作芬突然咳嗽加剧，呼吸急促。原本倚着身强体壮不怕生病的他，这时也顾不上享受一家团圆之乐，从芳村的家里来到珠江对面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这家广州最早的西医医院位于沿江路，是离周作芬家最近的一家大医院。

　　周作芬首先来到放射科拍Ｘ光胸片，胸片显示，他的双肺布满斑片状阴影，已经发生广泛的肺炎，于是他被介绍到呼吸科住院，入住岭南楼12楼病房。

　　当时，没人想到这名44岁的强壮男人，患的竟是后来人们谈之色变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更没人想到，他身上携带着传染性极强的ＳＡＲＳ病毒。直到当天晚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称广州市出现一种特殊的肺炎，他们这才意识到当时血氧饱和度仅为68％、病情危重的周作芬患的正是这种“怪病”。

　　中山三院

　　参与抢救的两批共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2月1日，大年初一。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指示，周作芬在上午11时许从中山二院转至中山三院。他是在昏迷之中被人抬进救护车转至中山三院的，开车的司机叫范信德。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24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务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其中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于2月23日抢救无效身亡。

　　周作芬来到中山三院不久，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病情进一步恶化，必须立即插管、上呼吸机。

　　2月1日下午5时，中山三院传染科病房，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开始了————

　　周作芬的身体比较强壮，此时因为缺氧而极度烦躁，令医务人员难以制服。情急之下，传染科党支书邓练贤（已故）指挥数名医生、护士按住他的头和四肢，让麻醉师试图从后面插管。

　　在插管过程中，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周作芬带血的浓痰一下子喷到了天花板上，而随后喷射出来的肺内分泌物，不仅把围在他身旁的医护人员的口罩、衣服、鞋子喷湿，甚至浸到了病床上的床单、枕头。

　　明知道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医生们不敢松手，一旦松手，周作芬就有可能因为呼吸衰竭窒息而死。经过一番努力，医护人员终于成功地将送气管插进周作芬的喉咙里，然后，又花了两个多小时为他吸喉咙里的痰。

　　当时已经昏迷的周作芬也许不知道，在他爬出鬼门关之后两天，非典型肺炎的阴影就悄悄地笼罩了参与救治的所有人，先后两批共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儿子等21名亲属也相继病倒。

　　市第八医院

　　他的岳母、儿子等近十名亲属在这里隔离抢救

　　2月8日，周作芬带着氧包再次转院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他的儿子、上着呼吸机的岳母等近十名亲属也在这家医院隔离抢救。

　　周作芬的病情慢慢有了好转，第二天，他苏醒过来了；第三天，可以脱离呼吸机使用面罩吸氧了……第六天，已经可以坐起来自己吃苹果了。

　　撤下呼吸机后，周作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是中山四院吗？”他在昏迷中连续转了多个医院，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如今到了广州第八人民医院，他已经有些搞不清自己在哪里了。

　　作为一个海鲜批发商，意识清醒之后，周作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天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3月3日，周作芬病愈出院的一天。当办完出院手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周作芬突然跪在地上，跪在医生面前，感谢医院的救命之恩，良久才站起来。

　　周作芬

　　“凌晨3点要开工啊，现在要睡觉，别打了……”

　　无法知道周作芬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滋味。不过，可以想像，家庭不幸、可能的舆论压力和治病花去的数十万元费用，对周作芬这个从非典病毒中死里逃生的人，带来的负担有多大。

　　昨晚8时，记者再次拨通了周作芬家的电话。还是那个疲惫的声音：“凌晨3点要开工啊，现在要睡觉，别打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周作芬的躲避，虽然业已病愈，但作为非典受害者，周作芬其实是不幸的，只不过他默默地将自己余下的不幸独自咀嚼着和承担了起来。他此刻也许太需要一个清净、放松的自我空间。对此，我只能也应该选择“尊重”！

　　（文中提到“毒王”的称呼，仅是为了叙述方便，不含任何负面含义———编者）

　　本报记者　王海燕旁白

　　让歧视从我们意识中走开

　　中国人的性格里有一种自私的基因，因为自私会产生一些过度反应，例如歧视。

　　周作芬的巨大传染性几乎吓倒了每一个人，如果说在非常的日子里，平常人轻轻的一声咳嗽就会招来警惕的目光，而周作芬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周作芬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毒王。

　　据报道，被“毒王”击倒的人的足足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这样的消息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病毒的恐惧，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一些与非典病毒有“联系”的同类，这些不幸的人们被认为是社会的敌人，有人甚至用刻薄恶毒的话对他们进行攻击。最后，不但是非典病人及其家属，那些与疫情搏斗的白衣天使和他们的亲人，也遭遇到了冰冷的歧视。为此有人惊呼，“非典患者是受害者，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应该尊重和保护。”“白衣天使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这些呼声是否能消除人们心中的高傲与无知我们无从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歧视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自私使人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麻木和冷漠像野草般疯狂生长，我们总在漠视他人的痛苦，不断地寻找可以歧视的对象：生理有缺陷的人会遭到歧视；身患疾病的，即使并不具备传染性，也受到不该有的歧视……越是弱势的群体，受到歧视的几率就越大。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歧视，如你的口音与众人不同时，你干着被认为是“低贱”的工作时，你做出一种个性张扬的举动时……

　　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但这个“人”仅限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友，这种对“自己人”的宽容与对他人的藐视的畸形思维曾经让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为感叹，“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同类都应该得到关爱。我们潜意识已经被歧视的病毒感染，这种病毒比可怕的非典病毒还要可怕，如果我们不早点清除这些病毒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它打得落花流水。

　　本报评论员　于平图：

　　因为种种原因，周作芬不愿露面，唯有他送给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这面锦旗记录着他的感谢————“起死回生　再世华佗”。　本报记者　严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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