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变“患难”思维，摈弃“悲情”色彩；积极转“危”为“机”，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

　　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美德往往是努力“转‘危’为‘机’”，“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样，“非典”的灾难也是一场难得的机遇。但是，要达到这样的转变，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有一场思维上的大转变：从最高领导人到全国国民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尤其是

不能有太浓厚的“患难”情结，也不能有太多的“悲情”色彩。特别是这个时候的政府，是塑造人民在困难中的昂扬斗志的中坚力量，是塑造民众信心的关键因素，是整个国家的现实支柱，是我国国际国内形象的主要塑造者，更不能如此。当然，这种“转危为机”、“把坏事做成好事”的思维要贯穿到从小至个人生活的点滴，大至国家前途民运的诸多事务中去。

　　（二）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力量；再造爱国意识，重塑国民素质。

　　任何危机时刻，任何民族患难时刻，也都是一个凝聚民族精神的最好时刻，是激发民族力量的最好时刻，是再造爱国意识和重塑国民素质的最好时刻。因为，在危机时刻，任何国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自己作为一国公民和国家的一切是多么的相关；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个国人都会自发地萌生一种爱国和奉献的情绪，而如政府能够适时地加以引导，这就会变成再造民族精神和人民爱国意识的最好时刻。因为，在危机的时刻下，任何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原来和他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个人也都会发现他人的行为或自己的行为原来也都如此显著地影响着对方；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个国人也都会自发地产生一种自律意识，也会自发地萌生一种对他人不良行为的约束冲动，而如政府能够适时地加以引导，就会变成重塑全新国民素质的最好时刻。

　　（三）狠抓“非典外交”，重树“中国形象”；赢取“绝对道德优势”，营造“有利国际氛围”。

　　非典表面上将中国和世界隔离了，但在实际上却将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开展“以‘非典’做文章”的外交活动，来全方位地生动地持续性地展示一个非典下的开放的、现代的、文明的、负责的、值得信赖的、值得合作的中华民族形象、中国国民形象和大中国形象。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些形象的塑造中，由于反危机事件的特殊性，其中对国家和政府的“媒体形象”的塑造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改变在国际“非典”舆论中的“劣势处境”，赢得绝对的道德优势，掌握“国际舆论”舞台上的积极主动权，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尤其是“国际舆论氛围”。

　　（四）力行“质量改革”，勇担“国际责任”；打造“质量中国”，再显“责任中国”。

　　任何危机时刻大都是苦难时刻，但是任何危机时刻对伟大改革家和伟大改革国度来说也都是一个最好的改革时刻，尤其是最好的质量改革和责任改革时刻。这对今日非典下的中国和中国政府来说尤是如此。首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或许可以概括为“数量型”改革的中国和中国政府，现在也是该转入“数量型”和“质量型”并重的改革时候来了。而这次非典的来临或许就是一个切实的转变机会，而且在实际上它也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其次，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我们不但承担着自己民族的伟大责任，我们占世界人口1/5的事实，也决定了我们承担着整个世界民族的诸多伟大责任。所以说：一方面，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民族所负的伟大责任；另一方面，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的基础上，也力所能及地承担世界的一些“国际公共责任”，塑造一个负责任的伟大民族和伟大国家的光辉形象，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五）革除官场流弊，重振政府形象；进行“搭车式”改革，再造政府服务管理和政府质量管理，进而促进整个政府的治理转型。

　　改革了多年，中国政府官场也改变了许多。但不可否认，我国政府当中各种流弊仍然非常普遍，这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所以，在大力“抗非”的同时，注意转变官场作风，革除官场流弊，再造政府形象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且，就对政府改革的实际来说，尤其是对具体的政府服务改革和政府质量改革的实际来说，在正常情况下，软性的复杂的细密的具体的持久性的政府服务改革和质量改革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反对和应付，总免不了“流于形式”或“半途而废”；但如果我们能积极有效地抓住这个时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趁势而上，进行“搭车式”改革，推行“政府服务和质量再造工程”，全面再造政府服务管理和政府质量管理，进而实现整个中国政府的治理再造，就既能取得较好的改革和再造的效果，也能大大节省改革和再造成本。

　　（六）严格依法行政，坚决依法“抗非”，杜绝“危机式犯法”，趁势出台统一的国家公共危机处理法规，大力推进“以法治国”进程。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人民到政府，大家都在齐心协力抗非典。但在这个时候，也要注意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危机式犯法”。因为，在非典状况下，大家都群情激昂，容易激动，自然也就容易办事“过火”，甚至在有些时候还会在无意中违法办事。这是要十分警惕的。所以，在“抗非”斗争中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决依法“抗非”，杜绝“危机式犯法”。另外，从长远来看，最好在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趁势出台统一的可以规定普遍性危机处理办法的国家公共危机事件处理法规等。这对有效地积极地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非常必要。

　　（七）提高政府和社会学习能力，建立多样有效“学习型”“抗非”机制；再造“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

　　“失败是成功之母”，“危机是学习的机会”。因此，如何最快速度地主动地去从非典和危机中学习，如何从这种危机所得到的教训中进行深入反思，如何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努力改造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就应该是我们社会和政府抗击“非典”的重要一环，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反思的政府的重要责任。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高度有效的“学习型”抗非典机制，并进而再造了“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这无论是对当前的抗击非典工作，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来说，都将大有裨益。

　　（八）加强各方面合作协调，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强调协调参与和民主管理精神，防止政策矛盾冲突。

　　“抗非”是一场“全部门”斗争，但由于不同部门之间在制定有关“抗非”决策时缺乏一定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所以制定的政策往往相互矛盾、互相冲突，这就给具体执行者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也严重影响了“抗非”工作的有效性。所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协调，强调参与决策和民主管理精神等，就是制定有效的合理的“抗非”政策的前提。而且，在制定“抗非”政策时，也要注意“抗非”政策和其他现有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否则，不能很好地处理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相互矛盾冲突的不同政策就会使各项工作在实际上陷入混乱。

　　（九）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平常对待，持续作战，控制成本，讲求效益，建立起必要的“人民战争机制”、“持久战机制”、“提醒机制”和“效益‘抗非’机制”，改变传统的“运动式”管理模式，打一场高效率且高效益的“人民战争”和“持久战”。

　　首先，非典的袭击“无孔不入”，所以“抗非”在本质上是一场“人民战争”。否则，在正式的有效的疫苗或有效治疗药物出现之前，所有其他部门的努力工作都会被单个个人的无效性行为抵消。其次，就“不可避免的事实”来看，“抗非”战斗也必将是一场相对较长期的战争，也就是一场相对的“持久战”。所以，我们必须有“持久战”的思维和准备，必须在实际中建立起必要的“持久战”机制和“提醒”机制。再次，虽然非典是一场危机，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但“抗非”也要控制成本，要讲求效益。否则，一味采取我国传统行政的落后的“运动式”管理方法，“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即使真地很好地抗击了非典，也使得“抗非”的质量大打折扣。来源：人民网 200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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