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八年，游击将军张良相负命东征抗击入侵朝鲜的倭寇，从天津出发前，张良相听说了挂甲寺的传说与名望，特意前来朝拜。后来，张良相凯旋，挂甲在此以示庆贺……

　　天津最早的寺院是哪一座呢？“如果把没有明确建成年代记载的寺院包括在内，挂甲寺可能是天津最早建成的寺院。”南开大学历史系南炳文教授说。“现在，挂甲寺作为地理名称的名气已经大于它寺院的名气。但在明清时期，这座寺院相当有名，特别是在武将当中

。因为，挂甲寺是个能令武将凯旋而归的吉祥之地。”

　　南炳文介绍说，据史书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游击将军张良相负命东征抗击入侵朝鲜的倭寇，在出发之前，张良相听说了挂甲寺的传说与名望，特意前来朝拜。张良相感叹地说:“余将凯旋亦挂甲於此焉”。

　　后来，张良相胜利凯旋，挂甲在此以示庆贺。

　　张良相在该寺挂甲绝对是有据可考而且也是最早有关挂甲的记载，而促使张良相挂甲的契机，正是那场在万历年间明军与日本关白(为当时日本人臣之首)——丰臣秀吉打了7年的援朝抗倭战争。

　　通过这场长时间的战争，天津的军事、政治地位得到飞速提升，更加受到中央政府重视。

　　日本关白侵朝 天津成为抗倭重地

　　明朝早期，日倭对福建沿海骚扰不断，但从来也没有到过中国的腹地，明朝以前也从未有过日倭侵入天津的记载，天津一直与抗倭的热点地区无关。但随着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天津突然变成了抗倭的热点地区。

　　明万历十年(1582)，为了缓解国内矛盾，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决定占领朝鲜并借此进攻明朝。与以前袭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小股作战方式不同，这一次丰臣秀吉将目光对准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希望通过对朝鲜的占领侵入中国腹地，图谋永久利益。

　　如果对日本占领朝鲜听之任之，对明政权的首都将成为一个极大的威胁。

　　为此，明政府及天津地方官员多方举措，开始构筑天津地区的防御体系，以达到巩固京师的目的，天津逐渐成为明军出兵朝鲜抗击倭寇的重要军事要塞。

　　天津巡抚顺势而生 万世德升任蓟辽总督

　　在天津建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的指挥级别不是很高，到了弘治三年(1490年)，才设立了天津兵备道，简称天津道。天津道虽然重要，但与后来设置的巡抚一职仍相差甚远。正是由于战事的需要，天津设置了巡抚，从史书记载来看，巡抚一职最晚应该在万历二十五年之前设立，当时称为天津海防巡抚(也有一说为天津登莱海防巡抚)，沿海军队及各级官员统一归天津巡抚指挥。筹备军需物品，操练士兵，督运粮草，打造战船，修建要塞等等均由巡抚一人决定。在抗倭7年中，出任过天津巡抚的有万世德、汪应蛟两人。万世德是个文武全才，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九月十日，到天津接任巡抚一职，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二十三日，万世德统帅大军征讨占据朝鲜的日军并大获全胜，被加升委任为蓟辽总督。在万世德被提升以后，汪应蛟接任天津巡抚，同样指挥打胜了多场抗倭战役。万、汪两人在津期间，治民治海政绩显著，尤其在陆地防御，海上作战，供给方面经验丰富，因此明朝廷才会让万世德领兵抗倭援朝。

　　葛沽兵营四个月完工 增兵天津布防抗倭

　　到嘉靖年间，由于倭寇袭扰东南沿海，天津的大量军队被调走，后方空虚。朝鲜告急后，明廷迅速布防天津，增兵天津，以改变不利态势。在此期间，倪尚志、宋大斌、张允泰、杨镐、万邦浮等武将从保定、北京、南京等地调防天津，最多时兵力达到二、三万人。

　　备战之初，由于许多军营多年不用已经废弃，大量的增援人马来到天津后却找不到驻扎的军营，只得露宿街头。当地官员决定立即创立营堡，在遍地寻访之后，确定在葛沽屯兵。史书记载创建时间“始于癸巳万历二十二年仲春，至季夏而讫工”，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新建成的葛沽兵营规模宏大，是当时屯兵的重地，也是紧急修建的天津城防要塞。

　　陆地防御完善的同时，明朝军队在海上也建造了一条防线，在当时的海上防御体系中，近海防御成为明军的主导思想。在主要的入海口——草头沽，明军建起了两座炮台，形成了犄角之势，互为掩护，共同防御入海口岸安全。另外，经略宋应昌调来近万名士兵，分别把守在近海的各个岛屿之上，并约定，当敌人入侵时，以号炮为号，互相支援，并可以燃放狼烟向岸上传递预警信息。

　　坚壁清野加游击战 津门抗倭打响人民战争

　　翻开历史资料，万历时期的抗倭备战颇有些人民战争的味道。当时的明政府官员认为，倭寇生性狡猾、喜欢小股偷袭作战，进犯时到处抢劫当地的财务与粮食，但他们自己从不带足军粮。针对他们的特点，为了确保天津万无一失，天津的官员提出了武装民众、坚壁清野的防倭举措。时任县令袁黄命令，有船只的百姓必须把船只编上号码，家中自备弓箭、刀枪等武器并参加当地的民兵组织，如果有敌人来袭，民兵与官军共同迎敌。

　　除了组织民兵，天津的防御还按照宋应昌的命令，实行了坚壁清野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措施。宋应昌决定，天津的百姓必须集中在较大的村庄居住，村庄四周必须建造起围墙，如果不能建造围墙，则必须在村庄周围挖设壕沟，设置各种防御工事。对于一些小的村落，宋应昌要求百姓必须事先在大的村庄内储存足够的粮食与饮水，当敌人突然袭击时，可以马上退到大的村庄而不给敌人留下粮食。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这位宋大人又提出了游击战的战法，他提出，当倭寇不能攻打下防御顽强的大镇落时，他们会选择小村庄作为休息的地方。由于倭寇喜欢到处搜抢地方上的财物，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这时就要设埋伏，小股小股地消灭他们；而倭寇晚上又经常饮酒，警惕性放松，这时可以对他们偷袭。宋应昌要求，所有的陆地战法必须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如果不按照这样的要求作战而导致失利，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天津运粮引发屯田潮 入朝粮食占全国1/3强

　　历时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使明朝耗费巨大，其中军粮一项，有记载的数字为六十七万五千余石。由于朝鲜国力弱小，再加上日倭掳掠践踏，其对明朝军队的军粮供给极为有限。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全力筹办军粮，根据就近转运的部署，天津、山东、辽东三地承办军粮输朝任务。史书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计来岁用粮八十万石，以十万石取办朝鲜，七十万石酌派山东、辽东、天津三处。”七年抗倭，天津运抵朝鲜的粮食数量巨大，其具体数字已无法详细考证，但可以肯定一点，经由天津入朝粮食应占明政府全部支运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从天津运输的粮食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天津本地催征筹集，一种是由其他地方转运到天津，但大部分的粮食是来自本地。史书记载表明，万历时期，全国屯田面积达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其中大部分在天津境内。汪应蛟在天津屯田的地方有：何家圈(今灰堆一带)，白塘口，贺家口(今市区老城东南)，兰田(今市区南市一带)，葛沽,东、西泥沽，吴家咀，盘沽，共称“十围”。在天津三卫的屯田计有九千二百余顷。明朝皇帝为了鼓励屯田，专门在津设立了“水陆兵”负责开垦农田，每人给50亩土地并发给农具牲畜。当时的天津巡抚万世德还动员天津周边的无业人员加入到屯田行列，并许诺三年之内不收任何税赋，土地永远归为自己的产业，万世德还对不同的土质情况，规定了三种不等的税收：上地纳谷一斗；中地纳谷六升；下地纳谷三升。史书记载，天津“岁益各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

　　增税赋 开辟军饷新来源

　　史书记载，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明朝军队在抗倭援朝期间共耗费饷银800万两，火药、器械不计其数。战争初期，天津利用库存银两，还可以及时供应前线。为了打赢这场长期战争，明政府开始寻找新的饷银来源，天津的官员于是将目光对准了盐业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万历二十六年，万世德向盐场增加了十万两的盐税，其中三万两上缴了中央财政，六万两给士兵增加饷银，对于海防的士兵，每人额外增加一钱三分饷银。另外，通过增加官防税、特产税等形式，又增加了不少税收来源，当时天津有名的金眼银鱼、银眼银鱼等特产，均成为特产税纳税的对象。

　　枪炮弩弓不计其数 天津成为兵工厂

　　走在老城里的一些胡同，经常可以看到有趣的胡同名称，其中有一条胡同叫弓箭胡同。它的来历与7年的抗倭密不可分，天津老城内都有兵工厂制造前方需要的武器，后来城内的地名有的就以制造武器的名称命名，弓箭胡同即是如此。

　　当时天津制造的武器有：押阵大炮1670门，一字小炮10000门，小信炮333个，弩弓12000张，毡牌、竹牌各333面，弩箭60万支。其他明火药、毒火药、铅弹、铁蒺藜多的达到数十万斤，少的也要几万斤。随着援朝抗倭战争时间的延长，明朝水师的不足也显现出来，天津紧邻海口，背靠京师，由此也为兴办造船厂创造了条件，天津的清江厂成为当时全国两大造船厂之一，专门营造新式战船，福船、仓船、沙船、哨船等不同船型天津均能制造。万历二十五年，明政府建起了庞大的津辽水师，之后，津辽水师采取与陆军紧密配合的作战方略，对日倭给予了极大的打击。

　　天津支援了抗战，同时抗战也对天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军队云集津门，使当地军屯民屯开展起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军粮、军饷的筹办，使天津漕运和盐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有明一代，天津漕运和盐业的兴旺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军事上的重要价值带动了天津政治地位的不断增强，则是天津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本报记者黄卫

　　本文得到：来新夏、南炳文、李小林、杨理连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订两性学堂，打开性爱心门，赢取彩信手机！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在家学新东方英语 注会注册评估师 考研英语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